近期，一条关于“在意大利投资超过16万欧元购房即可获得居留权，享受所有福利，进而实现移民欧洲”的消息在微博上引起热议。加上之前热炒的“购买50万欧元以上房产可以移民德国”等消息，可以说，出国移民再度成为国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中国富人扎堆移居海外
“少壮不努力，老大留内地”，现在中国究竟有多少高收入阶层和新兴中产阶层已经移民海外，目前尚无法详细统计。但根据一些区域和国家所做的调查，依然可以反映出中国移民潮的趋势在近年来日趋上升。
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研究报告，在2万名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的中国富人中，27%的人已经移民，另有47%的人正在考虑移民，而超级富人的移民比例更是高达74%。仅2010年，就有近7万中国公民获得美国绿卡;2011年，以投资移民方式申请美国移民的人中，中国人占了75%;在加拿大，中国的投资移民占申请总人数的62%。同时，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针对中国富人“扎堆儿”移民的现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移民接收国，不仅凭借发达国家的环境和福利优势继续吸纳中国高学历和高技术行业的技术移民，同时也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具有资本优势的中国“富一代”通过资金转移和雇佣当地劳动力等方式，以投资移民和商业移民途径拿到移民国身份。例如，最新出台的美国EB-5签证，申请人需投资100万美元，至少在当地招募10位工人;新西兰的创业移民计划，仅需要在新西兰投资250万人民币开设公司，雇佣3名新西兰人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
如果说已经完成移民的人群还略显低调的话，那么，在《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对2600位千万富翁的调查结论则引人深思。报告揭示，近60%的高净值人群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这方面的考虑。
大众往往对“裸官”关注比较多，政府也因此对公务员出国和移民问题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事实上，中国的许多富人其实已经是“裸商”：配偶和孩子带着资产转移国外后，原始积累的财富有所保证，继而完成国籍和身份的转变，同时还不影响继续在中国的生意。
个人需求升级，移民成为一条后路
从大的时间段看，中国海外移民经历了三次高峰：
第一次高峰是百年前的“闯南洋”、“抓猪仔”和“淘金热”。无论是“闯南洋”的东南沿海渔民和失地农民因迫于生计前往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澳洲等地谋生活，还是被“抓猪仔”去美国修铁路、挖金矿的“东亚病夫”，第一批移民大都是纯粹的劳动力，主要目的就是生存。
改革开放后，文艺界、知识界和留学生构成了第二次移民潮的主力。科技和文化行业的知识密集型人才，为了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更好的发展而选择移民。
当下的第三次移民潮，主角已经变成政界和工商界的精英和新兴中产阶级，移民输出的是具有资本实力和管理经验的政商人才，移民的主要目的也转变为渴望拥有更国际化的身份和背景，享受国外优厚的福利，为子女的发展提前做铺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社会阶层上出现的显著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尽管对中国中产阶层人数的各种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吻合，但无论是比较保守的“富裕阶层达到2000万人”，还是“按家庭总资产计算超千万的上亿人”，这些数字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
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尤其是房子、车子和票子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中国中产阶层的需求已经发生异化。最现实的是，人类天生具有的自我保护与自我实现本能，令“先富起来”的一群人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而是更加迫切的财富安全问题、子女抚养和教育问题、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和医疗问题、低福利社会保障条件下的自我保险和养老问题等等。
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许多已经拿到其他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都隐蔽已经取得的海外身份，选择继续保留中国国籍和护照，以便更加容易返回家乡，甚至继续在中国国内工作和生活。移民，实际上是他们保留的一条后路，其背后是对于财富安全、社会福利、子女教育、旅游度假等各方面的深层次考虑和周密安排。
中国经济因移民而失血
长久以来，中国的主流媒体更习惯从正面宣传中国海外移民的积极意义，例如学成归国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有力助推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海外移民宣传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与合作等。
客观上讲，正常的国际交流对中国和外国都是一件好事。由于中国人口问题是制约发展的首要问题，因此通过移民，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负担和资源紧张现状。而对于接收国而言，吸纳高素质和高资本的中国移民将在全球经济遭受危机的情况下促进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然而，随着海外移民的主体从过去的技术性向投资性转变，“移民”这一行为早已超越个人的选择，而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老百姓而言，移民带来的财富转移似乎与己无关，然而，社会财富从中国向海外的转移，本质上意味着在中国用于投资的现金流越来越紧张，进而会造成企业家再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下降，甚至在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下选择放弃实业，转而投向海外更高回报的房地产业、金融业，同时还可以享受海外更舒适的生活，最终将就业、环境等社会问题留在中国。
退一步说，即便移民现象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还是间接的和暂时“摸不着”的，那么，大量投资移民的财富转移对政府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损失。移民过程完成后，必然会造成国家总资产的外流，同时带来国内消费总额减少、政府税收下降等问题。过去海外消费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服装鞋帽和日常消费品，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海外移民数量的增加，要求在海外安家置业的需求迅速增长，因此，目前海外消费已经更多的是购买汽车、房产、地产等大额投资性消费，这对于国内的房地产业、建筑业、汽车制造业等支柱性行业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笔者采访新西兰奥克兰著名的房产中介Barfoot公司时，咨询顾问以惊讶的口吻介绍，到2011年底，奥克兰的公寓楼房价在过去15年仅仅上涨了30%，但是今年仅仅一年就上涨了30%，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投资客近乎疯狂的购买。在当地的别墅市场，越来越多的卖房人选择以拍卖的方式赚取更高的利润，其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买房客的不计成本。许多拍卖现在只在有中国买家的情况下才开拍——因为当地卖房人都有一个印象，来自古老东方的买家不仅特别有钱，而且往往不会按市场价出牌。因为对比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的一线城市的房价，世外桃源般的新西兰房价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海外移民的增加和资本大量外流，从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出现下滑的一个信号。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阶段，由于受到官方支持的力度小，客观上都在资本积累阶段或多或少地犯有“原罪”，例如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等。完成资本积累后，由于仍然在政治上很难取得相应的受保护地位，造成大量民营企业家对财富缺乏安全意识，对积累财富的历史也心怀隐忧。一旦通过移民的方式获得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这些企业家和众多高管都会对移民这种对自身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途径趋之若鹜。
事实上，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信任危机。
政府应积极变“堵”为“疏”
面对海外移民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加，中国政府的漠视态度应该有所改变，应该将移民问题看做一个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问题看待。同时，面对“民智已开”的现状，“一刀切”式的限制甚至是禁止移民，已经很难奏效;“威权”在面对“特权”时往往会最终让路，只会造成新的“权力寻租”，而无法实际缓解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恰恰是以解放思想的精神去深入分析移民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制定能有效解决移民群体当前所担忧的现实问题，才有可能变“堵”为“疏”，最终从根本上消解掉移民现象的弊端。
例如，在国内财富向外转移时，政府应该切实加强控制，其主要任务是甄别财富取得的合法性，任何涉及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和非法经营所得都应该能够通过外汇管制、税务稽查等方式设立防火墙，阻止不义之财外流。同时，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发展中解决发展本身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国内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进而鼓励移民在取得海外身份的同时回报祖国，以优惠政策给予海外移民资本回流中国的便利途径。唯此，才有可能将移民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典型现象引导到正常、健康的轨道上来。
移民现象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和中国人，必然会在越来越小的地球村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移民，也是这种国际交流中的一种方式。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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