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迅速崛起及其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在迅速增加，相互依存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内议题、多边关系议题、地区和全球议题成为大国关系的双边议题，双边关系也向军事、安全、经济、贸易、汇率、能源、资源、气候、环保、人文等领域的深层延伸。各种“中美国”论、“金融恐怖平衡论”、“利害攸关方论”、“战略再保证论”等不断涌现，中美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新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矛盾竞争面也在迅速增加，除了原来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之外，贸易摩擦、能源问题、投资问题、汇率问题、知识产权纷争、人权龃龉以及伊朗问题、黄海军演、南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中美关系关注的焦点，中美关系的战略联动性、全局敏感性、国际震荡性都令人刮目相看，大国关系的战略性在大大增强。
面对中国崛起及其中美关系的变化，很多人根据历史经验预测大国的地缘战略冲突将不可避免。不管中国是否愿意，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高度关心的战略课题，大力推动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以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在大国关系共同利益面和竞争利益面交织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避免历史上大国关系陷入冲突、战争恶性循环的老路，建设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面对的核心问题。此种新型大国关系前景如何，将取决于国际格局、国内政治以及领导人等多重因素的变化。2012年是中美两国领导人换届年，国内政治变化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从两国国内政治变化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一个重要视角。
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中国共识
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有一个所谓的“两个总统理论”(two presidencies theory)，该理论是由阿隆·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首先提出，根据这一理论，总统的职责和权威被区分为两个独立领域：在国内事务上，总统往往受制于国会和国内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上，总统享有更大的宪政权力，外交政策向来是总统的领地。然而，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深入，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日益模糊，不仅传统上属于内政的事务开始成为外交问题，而且外交事务也成为美国国会和社会力量关注的焦点，“外交中隐含内政”成为当前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对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将产生深刻影响。
正像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小奥尼尔所说，美国的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像大选这样的政治博弈，历来围绕的核心是美国的国内问题，外交问题并非是美国政治辩论的首要议题，除非像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样事关美国政治前景的焦点问题，一般美国也不会把与某一国的关系作为大选辩论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选民更关心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大留意与海外的联系。然而，在2012年的大选过程中，中国问题却早早地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焦点话题。
在所有讨论中国议题的声音中，高调炒作中国议题的强硬立场是一个重要特征。许多人在大选中纷纷呼吁美国不应过高估计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认为只有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才能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好处。因此，美国政治候选人纷纷强调在贸易、汇率、知识产权甚至朝核、伊核等诸多问题上，中国的让步不能满足美国的预期，只有不断向中国继续施压，才能满足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中，很多政治候选人对中国提出种种苛求，将美国对华贸易失衡、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直接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等国内政策问题挂钩，认定中国不断违反世界贸易规则和入世承诺。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议题成为了美国竞选的政治牺牲品。但是，从两党辩论情况来看，在两党中间已经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共识”。
第一，中国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美国两党均意识到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升，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无论是国内经济还是外交事务，美国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为此，美国必须与中国加强各方面的协调与合作，维护和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基本格局。
第二，中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党候选人都意识到中国迅速崛起的国际影响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走向缺乏信心，特别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令美国人心有余悸，草木皆兵。因此，两党候选人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多大争议，都认为应该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
第三，中美构建战略互信是不可能的。美方认为，由于中美在国家力量对比、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中美构建战略互信基本是不可能的，美方的预期是希望中美关系具有预见性，能够形成一个管理双边关系的游戏规则和规范。
第四，美国将延续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一方面，美国必须积极与中国开展对话，发展合作，在双边和地区、全球问题上加强沟通，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也要认真关注中国可能的政策变化，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施加约束，防止中国崛起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以上述“中国共识”为基本方针，对中国采取“对话+防范”的政策。其中，对话一面将更多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希望通过对话寻求更多合作机会，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防范一面将更多体现在地区秩序、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等领域，美国将加大在人权、环保、劳工标准、亚太地区主导权等领域对中国的压力，而且表现得更加具有进攻性，中国承受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也会有所上升。
当然，对美国最大的挑战是经济复苏乏力和不得不面对的财政紧缩，美国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捉襟见肘的困局。同时，奥巴马第二任期还面临着人事重组的问题，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将于2013年离任，奥巴马竞选国防政策顾问米歇尔·弗拉沃伊(Michelle Flournoy)女士或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理查德·丹兹格(Richard Danzig)等可能将接任国防部长。此外，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等部门负责亚太政策的官员也将面临重组，如何统一思想，整合各方资源，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国内对“新型大国关系”构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对美外交关系上，中国领导人根据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后出现的大国互动新格局，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2009年11月，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中美联合声明》，确认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2年2月15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首次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并在5月3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会见美方代表时表示，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2012年5月3日，胡锦涛在出席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时，明确提出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提出需要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等提议。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不难看出，中国领导人密集论述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时期大国外交的新方向，不仅要与美国等传统大国之间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要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新思维。
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针对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关系而言的，是一种致力于避免大国恶性竞争和冲突战争的关系。具体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在关系性质上，传统大国关系说到底是敌友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敌友界限已经非常模糊，大国之间往往非敌非友，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也不大可能成为敌人，将呈现为一种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复杂交织的“非敌非友”关系。2011年1月，在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又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互不为敌，是伙伴关系得以存在或建立的前提;共同利益，是伙伴关系存在的基础;为寻求共同利益合作的愿望，是建立伙伴关系的动力;采取切实的措施发展相互关系，是伙伴关系的表现形式。此种伙伴关系是一种互不以对方为敌、平等而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保持并推进双方关系发展的良好状态。
第二，在发展动力上，传统大国关系取决于大国之间追求强权和谋求霸权的战争，战争是国家间关系的根本动力，新型大国关系强调维护和平，谋求和平与发展成为大国关系的动力。传统大国关系是一种争夺霸权的游戏，国际秩序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是所谓的强国的秩序。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游戏，国际秩序是大国共同治理的产物。2012年6月19日，胡锦涛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进一步就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坚持对话、增强互信;深化合作、互利共赢;妥处分歧、排除干扰;共担责任、共迎挑战等四点建议。可见，中国政府之所以强调新型大国关系，其出发点是谋求大国之间的和平与发展，在中美关系上如此，在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等双边关系上亦是如此。
第三，在关系内容上，传统大国关系是一种结盟对抗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竞争合作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回避大国竞争，任何国家之间都有竞争，竞争是普遍存在的。但大国竞争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暴力方式的竞争也可以是和平方式的竞争。以往的大国竞争更多是诉诸结盟对抗的形式，最终陷入战争和冲突的泥潭。中国强调，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大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转移到提高综合国力上来，转移到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上来。此种竞争有别于以往的军事竞争和安全竞争，是一种合作性的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尤其是在联合国、IMF、WTO和G20等国际和地区制度框架内展开的竞争。因此，推动国际体制机制的改革，在国际制度框架内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越来越成为新时期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第四，在外交思维上，传统大国关系基于零和思维，新型大国关系基于正和思维。中国领导人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提到的“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谈到中俄伙伴关系时强调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等均出于正和思维。在中国看来，大国之间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只有真正做到不同文明之间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才形成了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多样化世界。
关键是能否管控分歧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呈现为竞争与合作复杂交织的格局。作为一种政治实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生命力来自于能否直面两国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回首前三轮对话，越是双方坦诚对话，不回避矛盾的时候，对话取得的成果越富有成效。特别是在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增加了战略安全对话后，对于缓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局势，增进双边理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012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给中美关系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更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尽管学界对处理中美关系存在一些分歧，但中国的对美战略和政策没有根本性变化，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中国未来对美外交的主线。
首先，坚持拓展合作。十八大报告强调，“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同时，“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特别是面向那些缺乏国际交流机会的普通民众，面向缺乏彼此认知的青年一代，推动两国民间友好，不断增进社会和民众的相互理解，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其次，坚持管控分歧。十八大强调要妥善处理分歧，倡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这意味着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强调采取积极的、开放的和合作的思维，彼此尊重核心关切，积极开展对话，深化战略互信，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着互信、透明、平等、协作的方向前进。
再次，坚持互利共赢。十八大明确指出将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精心维护好中美共同利益，避免因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受到损伤。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寻求互利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中美两个大国应牢牢把握共同利益，不断盘活存量，扩展增量。
十八大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大批年富力强的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很多领导人有长期地方和部门工作经历，有世界眼光，特别是在经济事务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这对稳定中美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在未来四年内，中美两国竞争面与合作面都会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在缺乏战略互信的前提下，中美关系发展越深入，摩擦和分歧就越多，这些摩擦和分歧将日益呈现为战略性分歧的特征;另一方面，两国经济和社会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触此动彼，中美关系动荡引发的连锁效应和代价成本也在上升。如何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两国政府和领导人共同面对的战略课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