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去一次剑桥，就写了那么多有关剑桥的文字，有同事颇不以为然：“就凭你在英国呆的半年，就了解英国了?”我首先纠正他，“我只是在英国的剑桥呆了半年，而不是在抽象的英国。”然后反问他，“你在中国呆了半辈子，你了解中国吗?”
面对“国家”这样巨大的存在，一个人如何仅仅通过“呆”——无论半年还是半辈子——的方式就能了解?在世界普遍被文字或图像媒介化了的今天，一个人又何必仅仅通过“呆”的方式去了解这个世界?如果你怀疑这些媒介的可靠性，那你通过“呆”而获得的体验在何种意义上比它们更可靠?
与我同去剑桥的朋友中，就有把全英乃至全欧都跑遍了的。八百年的剑桥安顿不了他，而我只想做那座城堡里永远的囚徒。那座城堡指的是剑桥大学图书馆，那里是文字崇拜的殿堂，坐拥英语世界里最完整的藏书，因而也以文字的形态坐拥了整个世界。
我坚持认为，如果不是非得拿一个证明“到此一游”的学位证书，仅仅为读书而读书，来剑桥的理由几乎就剩下这座城堡了。如果将来这座城堡也搬上了虚拟的网络世界，任世人出入，即便是三一学院或国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也不值得你举债出国。在youtube上输入“名校讲座”字样，即刻便能拼凑起一个比剑桥、哈佛、耶鲁加起来还要巨大的教学空间：你在单独哪一所大学里，见得到如此大师云集的盛况?而且，你可以随时把这些大人物请到你的书房甚至卧室里为你单独授课，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或倚或靠，惬然怡然，按键之处，一切尽在掌控中，走神了可以重来，听不懂了可以反复来，网络技术支持下的知识接受过程如沐春风，而现实中正在西北欧的阶梯教室里上课的中国学生，可能正因打工到半夜而睡眼惺忪、哈欠连天。
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经常有同学呼朋引伴地去北大听讲座。那时京津之间还没有被城际高铁缩短，来回坐火车就要五个多小时，加上排队买票候车以及北京令人生畏的市内交通，两小时的讲座通常要付出一天的时间成本。我对此颇为不解：“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到图书馆读多少书!季羡林讲得再好，能比得上在书里陪哈贝马斯聊一天?”
他们的回答里满是不屑：“现场，懂吗?现场感，它能激发你更多的东西。”
恕我浅陋，在我的认知里，只有宗教礼拜才需要现场感，其他一切需要现场感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准宗教甚至邪教的性质。比如，几千人众口诵一词的“疯狂英语”，山呼海啸的演唱会，彩旗猎猎的竞选现场等等。
仅仅为了让选民了解自己，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个总统候选人完全可以让施政纲领和政策设计以文本的形式直接与选民见面，根本没必要劳民伤财地搞什么巡回演讲、现场拉票。问题是，候选人们明白，在这个躲避阅读如同躲避崇高的音画时代，你不能指望一个连电烤箱的使用说明书都懒得读的人，去读什么施政纲领;再说，他们也无意于让施政纲领以白纸黑字、一目了然的文本形式出现，如果那样的话，施政纲领的可操作性、政策设计之间的断裂乃至冲突就会成为思考的对象。为了让你的思想出场，他一定要邀你的身体临场，一定要把你裹挟在所谓的现场感里迷失自己。
阅读是孤独的，思想也是。热衷于到处赶场子听讲座的人，因其对阅读的逃避，最终也完成了对思想的逃避。
比热衷于听讲座更荒唐的，是热衷于参加国内所谓的学术会议。依我的观察，此类学术会议正在异变为学术与权力把酒言欢的交际场。副市长、副校长、华夏文化联谊会副会长、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领导们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主席台和两侧过道上摆满了妖冶的鲜花和礼仪小姐，扩招后的大学本科生像北影厂门前的群众演员一样敬业地在这类场合制造出与会代表盛况空前的效果，包括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和雷鸣般的掌声。
领导们的讲话像他们的工资单那样冗长和千篇一律：首先，说明刚刚参加完某个非他参加不可的重要会议就赶紧赶来了，接下来马上(看看表)还要赶往另一个城市出席另一个重要的会议。其次，说明本次会议与另一个重要的会议在时间上也冲突了，但念及会议主办人(同时回头对主办人示意)的盛情邀请，又考虑到此次会议在学术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所以还是推掉那一个会议，赶到这个会场上来(雷鸣般的掌声)。第三，既然来得匆忙，当然就无从准备书面发言，而且在座的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自以为得了口惠的学生窃笑)，专业上的事我就不多谈了，非要谈点什么的话，那就谈几句个人对本次会议的期待吧……除了与会议主题高度无关之外，其政治正确性绝对无可挑剔。这样三个领导的“几句话”就把一上午的时间联合绞杀了，下午是分组讨论和互换名片，几个人被安排在小组上念人手一份的论文，更多的人在底下交互打听：张三为什么没来?死了?离婚了?还是升官了?李四拿到了一大笔基金，他在基金会里是不是有人?听说你去党校镀金刚回来，要往上挪挪了吧，到时可别忘了自家兄弟!学术会议越来越像势利年代的“同学会”，大家跋山涉水啸聚于此，一半是攀比，一半为攀结。到这里来交流学术，还不如一通MSN上的狂聊来得纯粹。
在求学上热衷于“在路上”——无论是去西方的路上，还是去听讲座的路上，抑或去出席学术会议的路上——的恶俗，是以旅途想象人生的不幸的后果之一。一个学人如果已经通过潜心阅读和与自己对话的方式把自己建立了起来，“在路上”并不能改变什么;一个学人如果没能通过潜心阅读和与自己对话的方式把自己建立起来，“在路上”也不能把自己建立起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走不出自己，那些张皇奔走在路上的人，与其说在开拓自己，不如说在逃离自己。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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