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波伏娃的每一次转身，都或多或少与萨特的背叛相关。
这一次也不例外。
萨特对妩媚动人的美国少妇多洛蕾丝难舍难分，怏怏不快的波伏娃得到一个出访美国的机会。沉醉于香槟酒里，半梦半醒地飞行了几个小时后，她在纽约降落。
电话机的拨号盘充当了命运之轮，它将高大帅气的美国作家内尔森·阿尔格伦带到了波伏娃面前。虽然在芝加哥只有短短36个小时的停留，波伏娃却已然对阿尔格伦了如指掌。
一次命里注定的相见恨晚，然后是长达17年的纸上传情——波伏娃时常坐在花神咖啡馆临窗的桌前，给遥远的爱人写信。尽管3年后，阿尔格伦就提出分手，并准备与前妻复婚，可17年从不停歇的书信，足以说明这份恋情的分量。
她打算嫁给他吗?看起来像。在信中，她不止一次地称他为“我的丈夫”，最后还是分手了。波伏娃数着日子终于盼到再一次相聚，情人的怀抱并不像意料的那样向她敞开。
“我不能再爱您了。”阿尔格伦用哽噎的声音承认：“您的生活不在芝加哥，而在巴黎，在萨特身边。我对您来说，永远只是个情夫。”
没有谁能将萨特和波伏娃分开。他们之间，早就不是普通的情侣——或许，爱情已在无数次的移情别恋中不复存在，作为事业和精神上无法分割的“联体儿”，他们铸就的神话牢不可破。
归程只能是巴黎。它再次向女作家张开臂膀，给她重生的力量。波伏娃开始不间断地给阿尔格伦写信，也许他们可以作个朋友?还是不愿就此斩断情丝?她一口气写下了600页——《名士风流》的初稿。小说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书中主人公的爱情，正是那一场炽烈情爱的写照。
过于详尽的细节描述，让阿尔格伦大发雷霆，他对报界发表了关于波伏娃的极不恰当的谈话。她对此应该有所预见——在给他的信中，波伏娃草草提到“您的书”，可能就是要让他有所准备。不管怎么说，英文译本要过段时间才有，就算发现“隐私”被公之于众，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她“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格子稿纸上，把他们狂热爱情的那些最隐秘的枝节都写出来。”
那本于春天出版的《物之力》，导致俩人关系的最终破裂。阿尔格伦不再写信，也不作任何解释。十年后，波伏娃颤抖着打开一本《花花公子》——她托朋友买这本杂志，可不是为了看那些艳照。在两张情色照片之间，她发现了那篇横跨好几页的文章。阿尔格伦终于对那段感情有了自己的说法，比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怨恨更糟糕的是插图——波伏娃的脸，长在一只骆驼的身体上。
有人敲门，波伏娃擦掉眼泪，藏起杂志，起身接受采访。她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萨特拒绝它，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日渐衰弱的哲学家，此时依然统治着舆论舞台——这个一只眼睛几近失明的小个子男人——波伏娃称他“亲爱的小矮人”——是怎样的形象?戴着圆形矫视眼镜;头发平贴在头上，用一道笔直的缝分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要么就叼着他的海泡石烟斗。乍看上去让人吃惊的丑陋，在他开口说话时顿然消失，略带鼻音的悦耳嗓音，极少说出平庸的话。当萨特意识到自己远不是母亲所说的那般“英俊”之后，便以“机智、嘲讽和玩笑进行报复”。显然，他并不靠外表来征服世界，女人们的崇拜，足以消除“因长得难看而带来的心里负担”。
爱情开始于好些年前。那时，他们正参加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哲学教师考试。无论是身高长相还是智力才情，考试名列第二的波伏娃，都不输给位居榜首的萨特。
除了追逐女人，哲学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咖啡馆里，疯狂地写作。那个冬天冷极了，花神咖啡馆的老板却有办法弄到烟草和取暖的煤。裹着一件难看却很暖和的鲜橙色人造皮毛外套，萨特在那里完成了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他总是先喝一杯奶茶，然后拿出钢笔和墨水瓶，连续写上4个小时，很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就像“一个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波伏娃形容说。
“他是士兵、愤怒的一代、知情者和酒窖里‘老鼠’们的国王”，是“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波伏娃是唯一能配得上他的王后——被萨特亲切地称为“海狸”的女人，独立而显眼地与巨人比肩而立。
不管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以《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而著称)，传记作家克洛迪娜·蒙泰(《自由情侣》的作者)，或者拿着放大镜，仔细清扫历史尘埃的“道德审查官”保罗·约翰逊——在那本独特的《知识分子》里，所有伟人都不再光鲜亮丽——如何讲述和评价两位哲学家的故事，他们都是无可匹敌的精神伴侣。
尘埃落定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把躺在蒙帕那斯公墓同一墓穴里的两个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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