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大事迭出。每一件大事的背后，都有媒体的影子。大事出了后，官场的思维是，找媒体灭火，进行信息管制;而压制媒体，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领导打招呼、发命令。有的领导比较生猛，直接赤膊上阵。
然而，管媒体的领导，不是媒体专家。因为好领导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某些领域成为专家。
新闻行业也是如此，不要说编辑和记者有分工，记者分工也越来越细，你让娱乐记者报道时政，十有八九会一塌糊涂。即便是从媒体转行成为管理者，也随着立场的不同，屁股决定脑袋，从而丧失专业水准，或根据以往的经验更加严苛地监管。
领导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认为自己的判断就是真理，动辄想着管管媒体的言论，实质上是不尊重新闻规律，更和中共中央的精神相违背。媒体与管理者之间，不是父子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应该是配合、沟通、协调的关系。管理者从宏观角度给予意见和指导，媒体则应以专业主义精神践行舆论监督，在传递党和中央的声音之外，更应该进行监督。
2009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有个讲话，他说，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这段话的精髓在于，尊重规律，密切联系，管理机构和新闻媒体之间就应该保持这样的关系。作为主管者，必须尊重新闻从业人员的判断，保持沟通和联系。如果媒体有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自然要依法处置，对于那些具体的报道和言论，则应善待，不应动辄惩罚。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要善待媒体。
问题在于，管理者和从业者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很简单，新闻自由。如果媒体犯了错误，交给法院处理。当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由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判《纽约时报》胜诉，基本确立了言论自由的边界，这份报纸刊载一切适合报道的新闻的座右铭，已成为媒体的经典和标杆。
《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也确立了媒体监督政府的经典范例。
笔者曾在美国国务院的大会议厅，拜会过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他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至今，官拜执行副总编，负责策划大型调查性报道，并没有高升为主管宣传的部长(当然，美国没这个职位)。
他就在美国国务院的大会议，当着世界各国记者面批评布什。他说，伊拉克战争后，他筹划写一本题为《布什的战争》的书，为此准备了500个问题，对布什总统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专访。
年轻时顶住压力和“深喉”联系，让水门事件水落石出，功成名就后坚持到耄耋之年，依旧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不懈的状态，审问总统三个半小时，让他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此场景令人神往，做记者做到这个份儿上，如同练功达到达摩老祖或张三丰真人的水平，有些可望而不可及。
这就是一个记者的梦想，一个媒体人的梦想，一个新闻自由的梦想。
当然，有人会说中国的国情不同，美国的方式未必完全适用中国，但从中借鉴和学习，还是必要的。媒体不是不能管，但前提是需要尊重言论自由，需要对从业者有着起码的尊重，至少也要依法管理。
依法管理的好处，一方面可以让媒体自律，同时，又何尝不是对管理者的解放?作为管理人员，通过自己的非专业知识做出判断，是件相当痛苦的事。
笔者在微博上说这事时，好多人提到中国应该起草《新闻法》，问题在于，在管制舆论的思路下，盲目出台《新闻法》可能是一部恶法，成为《管制新闻法》，对此学术界、传媒界一直有着争议。
当下，没有法律，甚至领导也不进行起码的自律，结果是文艺创作者没有独立的思考空间和写作空间。作家韩寒在博客里写道，无论是文学，新闻，影视，你都要花相当的精力用于得到他们的许可。哪怕你想讲讲规则，他们也不明确告诉你规则是什么，以便让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违反“规则”的。想要符合他们的规则，只有变成他们。我们自审互审，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不停揣摩。他扯住你的衣服，掐住你的脖子，顺便还寄语你跑得更快，唱得更好，为他们在世界上长脸。
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向世界说明自己，表明对新闻自由的尊重，然而，一两件“小事”，就可能让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对此，实有必要进行反思。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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