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指出，民众对“突击花钱”的质疑，其本质是对财政支出合理性的信任危机。一方面说明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显示，与之相应的公民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斌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归根到底，大家不反对花钱，而是反对乱花钱。”
张斌认为，对于整个财政制度而言，预算是起点也是重要的参照点。但是现在预算做得不够详细，在后期执行和监督时缺少了明确的依据。“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看到花了多少钱，却不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老百姓才会有所质疑。”他建议，加强预算前的论证调研和细化预算项目清单是当务之急，因为“在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下，预算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后续监督的质量”。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也强调，政府首先应加强预算管理制度的宣传，让大家全面了解预算管理制度;同时，也应该向公众解释清楚预算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带来了哪些效果，解释要细化，不要笼统。
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胡怡建则表示，在财政支出更加透明化的同时，政府还应继续加强有效监督。“尽管财政制度已经日趋完善，但是如果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再好的制度也只是摆设。尽管国库支付制度和招投标制度能够较好地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监管，反而会成为集中舞弊的工具。”
应加强人大监督权
“年底突击花钱”存在了多少年，财政部几乎就重复了多少遍。作为一种预算病，财政部的行政命令，跟着媒体曝光去严格落实都有困难，对于整体的年底财政支出低效率甚至违法化，更是基本无能为力。其实，真正负责替纳税人管好钱袋子的，不应该是财政部门，而应该是各级人大机关。遏制“年底突击花钱”最有效的手段，不是财政部的禁令，而是人大代表的反对票。
南方都市报报道，不少人把年底突击花钱归咎于基数预算，即每年的预算决策在上一年的拨款基础上增加一定数额，结余全数上缴，那么为了防止下一年预算被缩减，在这一年只好拼命花钱。诚然，实行学界呼吁多年的零基预算(每年从零开始，不考虑以往会计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或数额)，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问题得到缓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依然无法遏止官员利用预算体制漏洞以突击花钱换政绩的冲动。行政权力得不到约束，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就不可能终止。
现时中国的预算编制十分粗放，仅在预算批复前几个月才进行编制，未对项目进行良好的规划甚至未充分研究其可行性，且缺乏细化细节，只给一个总数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可行与否、预算是否合理亦是无从考究，这不仅为行政成本的浪费留下了漏洞，亦间接让人大的监督流于形式。因此，预算编制应按经济分类作出细化要求，项目均应细化至项，而不只是如现在一般细化至款级科目，甚至只给出一个总数。预算法修正案的一大原则是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十八大亦提出全口径预算的要求，只有预算真正细化，才可能科学化，而全口径与预算公开才有意义。
另外，预算的执行中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宪法仅规定了人大有权审议、批准国家预算执行报告，但对其在监督过程中的具体权力却无明确说明，令人大身份尴尬，监督亦常年趋于柔性。多年以来，各界均呼吁明确人大对预算的否决权与修正权，但在2012年发布的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中仍然未明确提出;再者，除了人大监督权的加强，还应力行预算公开，让公众真正参与到预算监督中，并订立明确的问责制度，使预算执行的约束力由柔性变为刚性。
有专业学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预算的软约束。预算编制不够细致，非但不能像香港那样细致到桌椅板凳，有些“其他”项目甚至粗放到千万元，这无疑给相关部门使用预算资金留下了巨大的随意空间(据媒体报道，深圳市级2013年预算只有32页，内容介绍粗枝大叶，朦朦胧胧;而香港今年的预算本有910页，对各项收支交待细致入微);二是决算的软约束。审核政府决算对于资金使用效率没有一个严格的考核，不关注花钱的质量，只关注花钱的数量，并以之作为下年预算编制的参考。明知突击花钱年年存在，却没有与之相应的突击审计、突击监管，除了少数偶然被曝光的案例外，年底突击花钱因为可以成为一笔“糊涂账”而没有风险只有好处。
显然，无论是预算的软约束，还是决算的软约束，都需要人大机关来发力监管。人大机关在批准政府决算时，应该对低质量的突击花钱提出质询，指出不合理的支出项目并要求政府部门解释，对解释不满意的，就要在批准下一年度预算时有所削减。
唯有当“年底突击花钱必然导致下年度预算削减”的预期成立，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才能有所改变。否则，越是年底突击花钱越是能免于下年度预算缩水，那么年底突击花钱就无法得到遏制。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因为确保资金使用效率而未能花完预算的，倒是可以考虑在编制下年度预算时适度奖励。
年底突击花钱已是老大难问题，在财政收入增幅减少的这一年里，显得尤为突出。欲终结年底突击花钱，唯一的方法是堵上预算体制的漏洞，让预算软约束变为硬约束，方能捆住为所欲为的行政权力。
遏制年底突击花钱另一个重要监督力量，就是公众。不仅政府预算要公开，政府决算同样要公开，唯有这些信息公开足够规范足够细致，低效率的年底突击花钱才无法在众目睽睽下遁形。只有让每一项财政收入支出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问责权落到实处，严格监督、严厉问责，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突击花钱的积弊。$nextpage$
完善预算体制
年底突击花钱现象要真正得到制止，需要财政部门进一步健全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完善预算支出责任制度，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不断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及时性、均衡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东方早报报道，考察西方各国，政府部门很少有“年终突击花钱”现象，这和其他国家的较为完备的公共预算制度是分不开的。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妨向中国的预算过程求解，看看中国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决算、绩效考评等各个阶段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存在年终突击花钱的隐患。
现行的《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这事实上是一种以收定支、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财政支出完全取决于收入，而中国近年来的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使得财政支出前低后高、前紧后松，年终突击花钱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预算编制问题上，预算编制过程的实质是处理财政部门与各收支部门之间的预算资金的分配，其结果必然会涉及到各方利益关系，预算的编制过程实际上也是各方利益诉求的表达和协调过程。但由于目前中国的预算编制不够精细，而人大审议预算的时间又比较短，对于每笔财政支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很难严格把关，这就使得各级政府部门在预算编制的阶段往往倾向于多报，使得预算编制数字本身就含有水分，年终没有花掉预算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英国学者波格丹诺看来，“预算编制是一种政治过程、一种解决推动的手段。预算是政治声明，它表明了预算编制者的实际选择和价值观念。”香港的年度财政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有厚厚几大本，内容甚至详细到坐椅的数量和样式。这样的预算编制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会很好地使用纳税人的钱。
在预算审议问题上，如预算年度，现行《预算法》第十条规定：“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这一规定虽然使预算年度和纳税年度的规定相一致，但是由于预算年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不合，导致当年预算不能及时提交人大审批，使得每年前几个月的预算处于一种虚化的状态。
针对这一情况，目前的做法是，预算年度开始后，各级政府预算草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本级政府可以先按照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支出。而“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是指上一年度同期预算安排用于各部门、各单位正常运转的人员经费、业务经费等必需的支出数额，而新增项目大都是在预算批复下达后才开始支出，这样就造成了一些资金支出的延后。实践中，由于资金到位需要一个过程，新增项目支出很容易拖到下半年才能得到执行。
另一方面，凡是纳入预算的财政支出，需要经过人大的审议通过，而超预算增长支出则无须经人大审议，这意味着每年财政的超收收入，政府在使用上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预算执行问题上，由于在实践中各级财政及各部门或多或少的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规模较大的问题，大量预算资金当年不能实际支出，有些甚至长期沉淀，直接影响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此背景下出台的相关规定对于各部门来说，意味着结余款有可能转而与下年预算一起统筹安排，如果结余过多预算甚至还会被消减。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各部门大多宁愿选择在年底把到手的钱突击花出去。
事实上，中国预算已经超过10年持续性地以年均18%以上的高速增长，在实践中预算偏离度极高。在缺乏预算法的纠错和问责机制的情况下，“只讲投入，不管产出”的现象就会长期存在。
预算是政府的神经中枢，它是为了高效、经济地实现政府优先权和目标而进行分配资金和利用资源的一种决策制度、一种主要的政治决策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置于社会公众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
缓解年终突击乱花钱，并不是一件在制度安排上无法解决的事情，可以积极转变预算支出的管理方式，加强政府各部门执行预算的协调性。比如完善细化部门预算编制的改革，部门预算从基层预算单位编起，编制尽量详细，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可以解决上级代编下级预算以及层层留预留资金等实际问题，还可以避免因各部门“跑部钱进”而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问题。如何花好纳税人的钱，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水平，更加凸显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根基。
(编辑组稿/毕晓宁)
【链接】
国外与港澳地区的财政状况
日本：财政预算完全向国民公开
媒体报道，白景明表示，“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日本也有。比如日本2011年到2012年的预算年度最后一个月的支出，就占到了该预算年度总支出的14%。
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财政高度透明。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可以在财务省网站上查询到，即使是皇室费用也不例外。对于天皇这样的特殊人物，财政上可以容许其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消费项目和消费水平，但不能随意消费，其财政支出同样要向国民公开，天皇和皇室成员负有纳税义务。
日本对预算的公开透明是全方位的：首先是预算编制过程的公开。日本政府承担编制预算工作，财务省负责实际操刀。预算的编进进程和重要状况、重大变化等，保持随时公开;其次是预算审查的公开。在每年的预算审查中，国会总会有一番唇枪舌战，这些公开的争论也为国民对整个预算的指定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再次是预算书和决算书公开。日本政府会在其出版物发行中心和普通书店的政府出版物专柜，公开发售详细的财政预算书和决算书。任何人都可以从中查看每笔财政资金的来源与用途;然后是财政监察结果公开。财政监察机构每年都要编制检查报告提交国会和内阁，并编成《决算与检查》、《会计检查梗概》等公开发行的书刊，明确报告哪个部门或单位发生了哪些问题、造成了什么损失、原因及改进意见等;最后是财政运行状况公开。为了让国民充分了解财政运行，财务省每年5月份都会公开详细资料，6、7月份还会编制《图说日本财政(XX年度)》，运用大量图、表，图文并茂地详细介绍财政预算结构、年度预算资料及每项支出的来龙去脉等。
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消费占财政收入比重为20%左右，而日本仅为2.8%左右。日本所谓的“年底突击花钱”，与中国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
韩国：年底花钱修路
一位韩国市民说：“看到处处都在忙着翻修路面，就知道又到年末了。”韩国行政安全部称，最近3年中，韩国各地方政府年末用于道路整修的费用都在200亿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71韩元)以上，而这些所谓的道路整修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韩国国会办公厅2007年的预算经费是32亿韩元，其中将近一半的经费是第四季度花掉的，单12月份就花了总经费额的近4成，这些钱被用来购买吸尘器、微波炉、自行车和电风扇等。在12月31日这一天，韩国国会办公厅就购买了124件物品，共花费1.8亿韩元。
港澳、新加坡：向市民大派红包
2011年3月，香港特区政府修订财政预算案，向全港年满18岁持有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现金。计划截止登记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
跨入新的一年，澳门居民将收到政府派发的“大红包”：永久性居民每人将获得8000元现金(澳门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4800元(澳门元)。2013年，澳门特区政府将推出多项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措施，除现金之外，符合资格的居民还将收到12个礼包。
长期以来新加坡推行无赤字的预算，以确保国家储备金有增无减。新加坡政府一年所发放的红包大约是几十亿到上百亿人民币，新加坡有300多万公民，每个公民可以得到1千到几万元人民币不等的红包。
美国：全年财政支出均衡
美国全年的月度财政支出非常均衡。与岁末年终突击花钱不同，美国联邦政府与国会则在讨论“财政悬崖”。因为长期以来，美国积累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借债过日子的财政无法再持续下去。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措施削减财政赤字，那么，美国不仅要背负庞大的债务利息，而且更主要的是，美国的经济将会因此而受拖累。
加拿大：公务员因突击花钱落选
按照加拿大的规定，每个联邦议员每年可以报销64次往返本选区和首都渥太华、美国华盛顿的机票。一些议员眼看财政年度快到而限额未满，就会突击去几趟华盛顿“出差”。这种做法不但选民不满，就连不少作风朴素的议员也大呼过分。在2011年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中，落选市议员李启佳的受挫原因之一正是“花钱大手大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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