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涵“月穷岁尽”的除夕之后，人们像风筝般回到线的原点，休整之后重新出发，等待下一个年度轮回。
这是一个民族的成长仪式，隐藏在这个充满向心力、融合力仪式背后的，是这个民族久远的生存密码。如是大规模参与这个仪式本身，始终不曾缺乏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解读，自然，也包含经济学。
“暴食经济”与社会承载力
最先牵动人们神经的莫过于“春运”。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名词，据考证，其现代意义上的概念，1980年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但其诞生至今，给人所带来的逼仄感却是“一年胜似一年”。它见证了中国在急剧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人文变迁，与之相伴的词汇常常包括“买票难”、“运力紧张”、“铁道部”、“黄牛”等。
同样具有年度词汇魔力的还有“春晚”、“购物潮”。像“春运”一样，这些词汇背后所折射出的“暴食经济”，正是春节这个特殊时间段所设置的独特经济现象——前后各半个月的时间里，人们把需求和供给的经济学博弈演练到了极致，而这段时间一过，一切则魔幻般烟消云散回归正常。
在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博弈中，短暂时间庞大的需求刺激了供给，同时也考验着这个供给链条的有序运作而不致于部分或全部失灵。“春运”背后是对运输需求的急剧膨胀，这条需求曲线给了供给以极大压力，作为主要供给方的铁路部门正是压力的承载者，“买票难”等衍生词汇就是供给不足的代名词。
“春晚”体现的则是13亿人民的娱乐需求。当数亿家庭除夕夜坐在电视机旁时，这一需求所“瞬造”的影响力足以让奥斯卡、格莱美逊色。这是“春晚”造星的魔力法宝，也是供给方央视的垄断价值和供给压力所在。“春晚”和“春运”的相似之处都在于，当供给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关于垄断、涨价利弊的争论都会甚嚣尘上，“山寨春晚”、“飞的”、“拼车返乡”等替代名词也随之相伴而生。
“购物潮”却有些不同。由于需求和供给的分散和相对充分竞争，对之的批评则散见于个别货物质量和服务态度上。由于这种非官方的对物资和服务的急剧整合分散不亚于战时，故在利益这根弦的牵引下，保障传递链条畅通的物流、金融、仓储等的安全有序正体现着这些部件的承载力。对承载力的考验正是“暴食经济”的独特魅力。“暴食经济”之前是检验现有机制或新机制的度量衡(如果担心一项新事物能否经得起检验，不妨放到春节期间进行)，之后则是全国性的经济休克，人们停下手头的经济活动回归家庭重温亲情，伴随这些的是另一些民俗和仪式。
“鞭炮经济”与酒神精神
放鞭炮和烟花就是这些标志性仪式中的一种。小小的鞭炮和烟花，不夸张地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是唐宋文人的节日喜庆;“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却是现当代志士的悲壮酸楚。
历史演绎到当下，鞭炮的物理化学变化和经济解读却丝毫未变：硝酸钾、硫磺、木炭等添加成份佐以纸张加工而成，再经过燃烧这个化学过程释放出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和金属氧化物的粉尘，其看似正面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光和噼噼啪啪的声音。
站在效用论的角度分析，为满足光和声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需要承受污染和危险等副产品。而对另一些消费者来说，光和声的正面效用其实也是噪音和视觉污染。一些人效用的最大化，恰恰是另一些人效用的最小化，这也正是近些年部分城市争吵禁鞭炮的现实原因。即使对主动消费的人们而言，制造鞭炮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毁灭，这看起来是多么的不经济。那么，能用其他可以发出类似光和声的物品代替吗?
这样的替代品并不鲜见。但现实是，替代品的魅力远不及正品。燃放者正是从爆竹自身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和享受。效用最大化的代价是毁灭，这多少暗合了古希腊文明中所谓的酒神精神。
正如鲁迅所言，火药的另一功用是制造枪炮，而枪炮则意味着战争。人类发展总是伴随着浪费和战争，秩序的破坏与重建是永恒的话题。而如果换一种思路，可否借燃放爆竹这样的游戏姿态消解掉战争的诱发因素呢?不知道是否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燃放爆竹这种仪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尚有较大的价值，就不会轻易地被新的仪式所取代。
“年夜饭经济”与和谐之道
燃放完爆竹，就要开始吃年夜饭。今年照例有酒店年夜饭价格高但质量难以控制的争论，部分地方也有不得乘机炒作抬高年夜饭价格的行政指令。媒体报道称，超七成的家庭选择在家吃，但那三成已足以让年夜饭预订火爆。
年夜饭的价格和质量同样是个供给与需求的问题。当需求过旺时，只要充分竞争，供给者就有权抬高一定价格来平衡与需求的矛盾。没有人会把价格抬高到逼退目标客户的程度，同时客人选择除夕夜外出享受也肯定会核算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价格太离谱，宁愿选择在家自己做。
年夜饭价格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竞争者选择了临时退出，原因是也要“回家过年”。随着春节临近，你会发现暂停营业的饭馆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同样可以在菜场和建筑装修工地看到。临近年关，不少市民突然发现附近菜场经常供应一级香菇的老王、小李不见了。当时针指向除夕那天时，市民常年生活的这座城市便显得空空如也：公交地铁乘客寥寥，小商铺理发店关门大吉，街边摆地摊的大姑娘小伙子也不见了，只剩下便利店通宵长明……生活一下子不方便起来，而且这种状况每年都要持续近半月余。
生活便捷度的降低，与年夜饭经济中部分竞争者选择退出有着同样的事实逻辑。要获得与之前同等的便利，消费者就要付出更大代价——多付钞票或选择替代品。便捷度的回升，则有待这些竞争者重新回到竞争的行列。
更进一步，这还是个索取与付出的大课题。市民为贪图便利向外来竞争者索取更多的产品和更舒适的服务，需要承担一定的索取成本;城市为了自身发展利用外来务工者，自然也要付出管理难度增加和市容维护费高企等代价。周边环境变坏、随便乱摆摊有碍观瞻、就业压力增加、教育资源被分散，甚至衣着杂乱的盲流增多等，就是这些付出的部分表象。毕竟，这些新来者也和其他人一样要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
这是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若干缩影，解决的根本之策就是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尽可能消减投射在个体之上的经济、区域和文化差异。这是长治久安之本，也是理想国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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