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回归”时人们可能还无法想象，在其后短短15年的时间里，一个来自内地的“新移民”群体，正在香港迅速成长。截至2012年底，粗略估计“港漂”人数已经达到70万，他们来自内地的各个省份，从事着商业、服务业、传媒领域的工作，一部分人甚至进入金融和法律界。
“只有打拼，没有理想”，面对越来越难的就业形势、日益增长的排外情绪和骑虎难下的港元汇率，越来越多“港漂”在文化认同与狭窄空间的挤压下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当初的选择。
青春之后，认输之前
1998年，歌里唱的“一九九七，快些来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的渴望变成了现实：香港大学开始面向内地招生。从此以后，“去香港上大学”成了许多内地高中毕业生的新选择。尤其是2005年，香港科技大学以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北京、广东和四川的3名高考状元，更是引起内地教育界关于高考招生“狼真的来了”的感叹。
如今，“80后留港生”笑称自己是“成长在内地，成熟在香港”的一代。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香港各大高校共招收了约1000名内地学生，招生范围仅限于被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录取的优等生。到了2007年，香港各大学录取内地学生人数已经激增到6000人，此后则稳步增长，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万人。2005年，香港各大高校进入内地的高考统考招生系统，更是加大力度吸引优质的内地学生。仅香港大学一年就拨款900万港币设立内地学生入学奖学金，“去香港读书还不用花钱”，许多放弃“北清复”的学子坦言奖学金的吸引力很大。
15年来，“留学+就业”模式催生了80后“港漂”的主力军。根据香港媒体的统计，截至2012年，在香港求学和毕业后选择留下的内地学生超过5万人，许多高校的研究生班甚至出现了内地学生数量超过本地生的现象——尤其是在香港比较“冷门”的文史类和理工类专业，香港高校的教师感叹，我们教的是“内地学生班”。
为了更好地促进内地“留港生”在香港就业，香港政府于2008年落实了“教育枢纽”政策，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允许在港内地留学生毕业后无条件留港一年。加之“在港持续工作7年，便可获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的规定，令许多希望“换身份”的留港生毅然选择在香港“蹲移民监”。
除了为数众多“学而优则港”的年轻学子，另一个孕育高端“港漂”的路径则是香港政府先后于2003年推出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和2006年推出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根据香港《星岛日报》2012年10月31日的报道，香港入境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仅在2012年4月至9月间就收到超过5000份申请，其中4140宗获批，主要涉及学术研究和教育、文化艺术、商贸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获批的人群收入明显较高，近半数月薪高于2万元，有29人月收入甚至达到18万元以上。其中，逐渐成为科研中坚力量和走上中层管理岗位的80后占据了大多数。回顾从2003年开始启动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整整10年间，共有6.5万人提出申请，其中5.5万件获批，这些内地精英登陆香港，无疑为提升香港的人力资源水平和连接内地与香港的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香港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如果说“爱拼才会赢”是鼓励人们发扬奋发向上、努力拼搏的精神，那么，“爱拼就会赢”则是那些“为生活、为家庭、为理想”打拼的人们心向往之的环境。香港，恰恰就有这样一种“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的氛围。
来自北京的女孩艾华，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原本准备遵循“留美预科班”传统闯荡美利坚的她，在毕业时放弃留美机会，选择到香港科技大学深造，勇敢地跻身“港漂”行列。“我的理想是自己创业，因此我在香港她在科技大学选择的研究生专业是电子商务。“如果想创业成功，中国内地其实才是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香港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良好的地理位置，让我有可能同时获得创业所需的氛围和进入内地市场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公平自由的环境必然允许竞争的存在。在香港，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艾华的父母在北京有一定的地位，即便是创业，也能轻松为她在北京铺平道路。但是，相比于内地多靠关系拿生意的特点，艾华却有自己的想法：“在香港，竞争的基本规则是公平和公开，大家对于标准的认识是统一的，每个人都清楚，拥有更好的天分，付出更多的努力，提出创新的理念并且得到市场认同，你就会成功。因此，即使是被淘汰，大家也都愿赌服输，无怨无悔。”
凭借着内地教育扎实的理工科功底，加上香港教育与国际最新技术潮流的高度接轨，艾华决定一方面将设计人员和公司总部放在香港，另一方面则频繁穿梭于北上广，抓住内地巨大的市场空间。借助香港宽松的环境和在内地的人脉，艾华创办的APP设计公司很快就得到了客户的认同，度过了创业初期的困境，开始走上扩大规模和争取融资的道路。同时，香港政府专门用于支持内地毕业生在港创业的基金也给了她不小的支持。在这个政策的帮助下，艾华可以使用香港创业园的办公室和设施，并且获得了30万港元资金支持。艾华坦言：“与30万港元相比，我最高兴的是可以使用60平米的创业园办公室和上百款试验手机样机。”毕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创业，房租是最大的负担，节省下的房租费用，可以很快投入到新的研发和市场开拓中，艾华对于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
就在艾华的事业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张君背着行囊从欧洲空降到香港，进入全球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开始了“高级打工仔”的生活。生长于上海的张君，在国内读完本科后随父母移民，去了法国求学，并在攻读完博士学位后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金融危机将欧洲经济拖入低谷，各大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纷纷裁员，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待遇也大不如前，已经不是事业起步的好选择。但是，自己学的是海外的法律知识，突然回到内地，同样会面临知识体系和执行理念上巨大的差异，张君担心会水土不服，难以适应。
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在同学的介绍下，张君决定到香港这个中外交流的“十字路口”看看。恰好一家世界知名的律所需要讲普通话的员工在香港分所工作，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张君来到了香港。
“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多，需要学的东西更多。”这是张君工作8个月的最深体会，“你身边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精英，你接触的客户和其他相关的人士也都是行业顶尖高手，天天和他们过招，你会时刻告诉自己不能有丝毫懈怠。我认为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可以建立起良好的做事标准，更快地成长。”
张君说，在香港工作会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这种踏实，来源于对体制的信赖，对秩序的习惯和对制度的尊重。香港是个非常讲规矩而又开放的地方，这一点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内地来说，至少在当下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失去了“退”的勇气
无论是在“港漂圈”的网上论坛里，还是内地同乡的聚会上，甚至在“港漂”们用汗水和泪水写就的《港漂十问》和《港漂双城记》书中，“思乡”带来的漂泊感都是不可名状却又深入骨髓的共同情愫。
来自广东的龙升在香港学习商科，毕业后凭借流利的粤语顺利找到了一份商场导购的工作。“因为生在广东的原因，我比较容易和香港本地人接触。而且即使想家了，也只需要坐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就能回家。但是我的很多北方同学会困难一些，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会让他们有时候觉得在香港很孤独。”
心理上的折磨只能独自承受，但现实中的工作压力则是每天必须面对的重担。“真的很累，中环的压力之大在全世界应该都是少有的。好几次，我深夜在公司加班，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老板会突然精神焕发地出现在我面前，默默丢来一摞文件，礼貌而不容辩驳地告诉我，明天早上7点要。”尽管已经习惯了香港的高压式工作，但是张君依然觉得很辛苦。
2008年雷曼倒闭前1个月，来自北京的于娟决定放弃在香港的投行职位和年薪200万港元的丰厚收入，和老公一起回到北京生活。仅仅工作4年就能得到如此高的回报，于娟在内地读书时的同学无不艳羡，同时也对她放弃高薪难以理解。
“如果你们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就会理解的。”于娟说，“每天工作16个小时，熬夜是家常便饭，最舒服的时候是在出差的飞机上，因为可以关掉手机静静休息一会儿。我28岁生日当天，医生告诉我，你的颈椎劳损程度相当于50岁的人。”直到今天，于娟都会对当初那段“皇后大道东”的日子怀有复杂的心情：“我的确是‘弃港族’，因为在挣到第一桶金的同时，我就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在还差1年就可以拿到香港永久居留权的情况下回来的，当时的确心力交瘁，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不后悔。”$nextpage$
和于娟的果断放弃不同，更多“港漂”在选择去留时备感煎熬。通过高考独木桥从千军万马中挤入内地最知名的学府，然后又以“精英”的身份来到香港发展，很多人已经失去了“退”的勇气。“如果不在外面闯出些名堂来，何以见江东父老?”
从香港媒体进行的调查来看，绝大多数“港漂”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没日没夜地工作，除了睡觉吃饭，就是上班开工，几乎没有私人时间。一名在香港从事传媒行业的“港漂”经历了“八年抗战”般的艰苦生活后，回到内地给学弟学妹做宣讲时冷静地说道：“人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生长，在香港，所有公司的工作氛围都大同小异，没有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环境。对内地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来说，只有少部分能够适应这样的压力。”
下一站去哪里
2012年10月26日下午6时，香港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将提高香港卖房额外印花税的税阶，同时推出全新的买家印花税，即所有非香港永久居民、所有本地和外地注册的公司购买香港住宅时，除缴付一般印花税，还需缴付15%的买家印花税。两项措施10月27日凌晨开始生效。
这一突如其来的政策被解读为港版“限购令”。由于出台得非常意外，导致10月26日晚上成为绝大多数香港房屋中介公司的“不眠之夜”，许多希望在香港购房安居的“港漂”排着队在中介公司签约，以避免新政带来的额外负担。
按照一套450万港元左右的房子计算，若在新政实施后购买，非香港永久居民的买家需要缴纳约13.5万港元的一般印花税，以及约67.5万港元的买家印花税，加上律师费和中介费，除房价外，买家需要付出大概86万港元的税费及其他手续费。这对于大多数贷款买房的“港漂”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更为严厉的是，香港政府随后宣布，本次政策的推行，已经设定了打压房价10%以上的下限，政府会观察未来几个月的房价走势，如果上述政策无法达到目标，则不排除会推出更多政策。在香港，“房子就是硬道理”。限购令的出台，无疑是给许多徘徊在“走还是留”边缘的“港漂”肩头推了一把，让他们朝“回流内地”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2010年非本地毕业生就业情况显示，目前只有一半非本地研究生愿意留在香港继续工作，比2009年减少约27个百分点;毕业后选择到内地工作的非本地研究生则大幅增加近20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工时长、经常加班至深夜;居住环境挤迫，难以适应;语言不通，社交不能融入;产业过度集中，欠缺发挥机会;生活成本高，影响生活质量等几个原因，成为众多“港漂”弃港而去的主要原因。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这群高学历的“港漂”在毕业后即便成功就业，也往往会遭遇重重问题，最终致使多达40%的人在“实验式”留港1年后，毅然放弃为签证续期，告别香江。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教授马成龙对香港和内地人才交流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首先着力解决劳工权益问题，“刚毕业的非本地生，本已面对不会广东话的障碍，求职不容易，若工时太长太辛苦，没有社交，回到家中又没有亲人，难免很快觉得心灰。”
“港漂”们所面临的困境在香港逐渐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和关心。由许荣茂等人出资筹建的香港新家园协会，将协会宗旨定义在“为即将和新近移居香港的内地及其他国家的人士，提供一站式的优质和专业服务，协助他们适应和融入新的生活环境，并推动他们积极投入参与香港的建设”。新家园协会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支持，以“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形式，征募在港多年的老“港漂”为新到的内地人士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有人说，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候鸟社会”：农村的人们挤进城市，渴望获得平等的生活和福利;厌倦了北上广高压生活的白领逃离都市，流向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寻求生存空间与心灵归属;而香港，本着与中国同根同源的属性，成为整个大中华候鸟社会的一个“特区”。“港漂”的出现和壮大，一方面说明了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的交流和接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
香港自开埠以来，百年间从一个渔村发展为今天的国际自由港，整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一代代“港漂”人辛勤努力和智慧创意的结晶。自由、法制、公平的香港，让新来者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也在这里品尝着人生的甜酸苦辣，感受着漂泊的孤独与离乡的愁绪。“港漂”的命运也因为香港所固有的活力和魅力而获得了另一种精彩，同时也为香港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尽管我们不知道每个漂在香港的80后个体下一站会去向哪里，但作为“港漂”这个群体，相信会有更多怀揣理想和信念的年轻人加入，寻找自己的未来。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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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漂”的打拼生活
香港回归15年以来，赴港求学的内地学生越来越多，不少人毕业后选择留港发展，他们也被称为“港漂”，这个群体在香港的生存状态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还有舆论建议特区政府关注这个“弱势群体”，协助他们适应在港工作和生活。
1998年，香港赛马会捐款逾1亿港元，赞助数十名内地应届高考生获全额奖学金入读香港各大学，从此开启了“港漂”之门。2001年起，香港政府允许在港就读的内地生毕业后留港工作，由此掀起了十多年的赴港留学热。截至目前，在香港就读各高校的内地学生和2001年后一直留港工作的“港漂”，大约有5万人。能从内地到香港读书，要么本身非常优秀，要么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但毕业后能否出人头地，就要看自身的努力程度和机遇了。
电讯硕士“拼成”理财专家
四年前到香港攻读电讯科技硕士的内地生曾宪奎，毕业后原本想找跟电讯有关的工作，但寄出一百多封求职信也没进电讯公司，反而误打误撞加入一家理财公司。他说，自己最初是个金融白痴，连恒生指数也不懂，幸好入行初期公司有课程教授香港金融产品及销售技巧。曾宪奎公司的联席董事黄慧仪透露：“开始时，曾宪奎学得很辛苦，他竟将我教他的每句话全部录音，回家后一直听到会为止。”
农村长大的曾宪奎，知道自己不懂得沟通技巧及如何打开话题，只好努力克服，多去同学、校友的聚会，逼自己和人沟通。经过一段时间磨炼，曾宪奎通过朋友认识一位内地富豪，“我花了半年去打关系，那个客人平均每一至两周就来香港，每次我都陪他逛商场，或是帮他的小朋友家教。”努力经营半年后，终于得到回报，该富豪愿意通过曾宪奎买卖基金，投资总额数千万元，这单生意可说是他最成功的销售。曾宪奎加入公司仅两年，早前已晋升为公司联席董事，成为年薪过百万的理财顾问，也是公司首个内地人担任此职位，目前他正协助公司在深圳开设销售队。
“虽不适应但还会坚持”
在香港做公关的张小姐能说广东话，沟通方面比大部分“港漂”要好，但香港居住环境始终让她大感困扰。她说，目前与朋友合租了一个40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合0.09平方米)的房子，压迫的感觉令她很不习惯。
除了住房问题，最令张小姐不适应的是一些港人对内地人的歧视。她举例说，公司有不少客户是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曾经有一家内地公司的股票表现不好，结果有香港小股东打电话来投诉。她说：“那是一位老人家，他在电话中不断用粗口骂内地人没有道德，内地又有很多东西都是造假。我身为内地人，当时听了很难受，差点哭了出来。”
虽然工作和生活不是那么顺心，但张小姐并不打算短期内返回内地，成为“弃港”的一分子。她说，总不能一世都留在内地发展，要到外面世界闯闯，开阔眼界。但留下两三年或更长时间?是否会在香港“落地生根”?她自己也没有确切答案。
“薪水1万出头很难负担生活”
今年26岁的蔡乐恺是广东人，2010年从南方某知名大学毕业后，申请到了香港一家知名大学的文科硕士念新闻学。2011年毕业后，蔡乐恺找到香港一家知名媒体做记者工作，开始了在香港的打拼生涯。他说，毕业后选择留港工作，主要是因为香港这个社会的运作效率高，法律健全，用人制度比较透明，再加上自己从小看香港电视长大，对香港社会文化有憧憬和认同感;另外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未到香港念书之前，总听父辈说香港人工资高，“月入几万是平常的事”，因此想趁年轻在香港打拼一下。
后来，蔡乐恺发现香港的生活并不如之前想象中的那样光鲜，他每月1万港元出头的薪水，很难负担起生活。他说，衣食住行中，除了衣服价格便宜过大陆外，食、住、行样样贵，且经常加价。“比如，我很喜欢吃公司楼下一家手撕鸡饭，但它相当于加了两次价，一次是真的提价，一次则是鸡肉减量;交通费也很贵，地铁过一趟海就要10元。”因为在香港生活成本太高，而工资又不见增长，他决定辞职回内地发展。
在蔡乐恺看来，香港有很多优点，不足“也是一箩筐”：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房价太高，无论租楼或者供楼，均难以负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必须要有自己的房产，才会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否则总感觉永远在“漂”;其次，香港近年来感觉比较“乱”，社会矛盾很多，市民不满政府管治，不满内地人来港买楼、产子，报纸电视上每天都能感到市民的怨气。
上述三人的经历代表“港漂”的三个类型：成功型、普通型和“弃港”型。香港大学最新就业调查显示，靠着学习成绩好、个人素质高这两大优势，去年内地毕业生平均薪酬比本地生高5%至10%，这反映了“港漂”虽然面对两地文化差异及不善粤语等挑战，但在职场上却越来越吃香。不过，除了从商尤其是金融业，大部分“港漂”只是做一些普通的工作，出人头地的是少数。根据香港《文汇报》统计，“港漂”一族愿意留下的并不算多，多达4成人在1年后即选择“弃港”。香港大学学生发展及资源中心就业总监陈秉光认为，内地生留港心态近年有变，约四五年前，吸引他们长期留港的是一张香港身份证，但现在会觉得成了港人，就得放弃内地户籍、户口及社保等国家福利，未必划算。
(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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