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消费者心目中，一瓶系着鲜红丝带、通体乳白色的茅台酒，往往意味着财富、权势与地位。倘若还印有“特供”字样，更容易让人产生某种“政治优待”的联想。在茅台酒厂，从全国各地赶来采购“特供茅台”的单位和企业代表络绎不绝。
“特供茅台”的品质与普通茅台酒并无二致，但其供货价是商业机密。特供单位的特殊身份，使它们能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买到茅台酒。曾有传言称，60%的茅台酒都属于“特供酒”。对此，茅台酒厂董事长季克良坚决否认。据他估计，“特供茅台”在整个茅台酒的销量中连6%都不到。
白酒专家铁犁表示，早在2010年，贵州茅台、五粮液等高端品牌就弃用了“特供”、“专供”名号，改为“定向订制”，是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只是内部定向供应。
揭秘特供农产品基地
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这个地方，更难以知道这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据南方周末2011年报道，“海关大棚”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
知情人士透露，该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走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这些特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安全”。外界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那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熟的。而在“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种的菜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一名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根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直接就可以吃。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即使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茄子、豆角、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不仅在北京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其中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其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村民到基地种菜、养猪、鱼和鸡鸭。如果没有条件自辟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记者曾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曾是北京亚运会、奥运会及两会禽蛋提供商的北京留民营新世纪养殖场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至今已有10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
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鲜鸡蛋。同是山东，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告诉记者，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政府部门信赖，几年前，部分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低调的基地，高调的产品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国之后，“特供”始自一份报告。中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供”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艳羡的词语。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电子版第四篇“管理”中有如此记录，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与很多特供基地低调运行相反的是，近年很多特供产品正成为特供产品提供商的“卖点”。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得到了证实。$nextpage$
“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是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巨山农场隶属于首都农业集团，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一位从事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告诉记者，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顺沿特菜基地。据了解，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视察。
他们生产的蔬菜每周向外边送一次，一共14个品类，约几十斤，其中有十种大路菜，比如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油菜等等，还有几种只能在高级西餐厅或酒店里见到的“特菜”。“迄今为止，该基地产品未检出任何问题。”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中，“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即取消其特需资格”。
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级别相当于正处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施行淘汰制度。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委专门下发《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该办法第八条说，市特需中心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美国副总统的“炸酱面外交”
2011年8月17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第二天，副总统一行人去北京一家餐馆吃了5碗炸酱面，一时引起热议。美国大使馆微博称，“今天拜登副总统等5人点了5碗炸酱面、10个包子、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以及可乐等，总费用79元。”有网友认为餐费不止79元。店主姚女士称，这一价目表早就实行，拜登并未享受特价待遇。
美国政府向来在宴请方面有一切从简的习惯，特别是自奥巴马当选以来，美国经济衰退，民意之下，更不适宜铺张浪费，奥巴马夫妇也具有勤俭的中产阶层特质，而美国政治似乎也有一条微妙的定律：吃得越简单，关系才越“紧密”。
2010年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访美期间，就享受了这种待遇。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在午饭时，跑到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市一家汉堡店，两人亲自到柜台点餐，要了不同口味的汉堡，两人还分享了一份炸薯条。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上任之后，也带来了这种喜欢家常菜胜过正式宴席的喜好，他在中国期间，除了官方活动外，非常喜欢中国各地的小吃。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官邸附近的一个川味小店，经常能看到洪博培带着夫人排队的身影;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上任后，似乎也希望坚持这种传统。美国驻华大使馆在网上一度征询网友关于餐馆的建议，盖因骆家辉曾向使馆人员询问有何餐馆推荐。
特权不除，“特供”不休
特供，这一名词对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让老百姓羡慕的特殊待遇。随着体制改革、经济充分发展之后，人们不再担心食物供应不足。但特供似乎并未消失。几年前，几位专家曾建议撤销“中南海”商标，称其有损党和政府形象，误导消费者。此言论引起网民对“中南海”烟标的极大关注。如今，特供产品依然存在——无公害的蔬果禽肉、奶源安全的合格牛奶……
营销专家李光斗表示，“特供”、 “专供”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市场概念，“人民大会堂”、“国宴”这些字眼标志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迷恋于其所带来的“尊贵、品质、安全、身份象征”营销虚荣溢价。
据披露，政府机关一般不会与使用者直接接洽，主要是国家机关下属关联公司或公关广告公司运作。国内市场上的“特供”、“专供”产品可花钱购买，叫价最高的便是授权“人民大会堂”特供、专供，一年要花500万元;其次如“钓鱼台国宾馆”专供，一年叫价300万元左右。只要有企业愿意出钱，有不少专门运作特供项目的公关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特供商品承载的不仅仅是“质量好”，更多的是一种地位象征。
每一种“特供福利”的出现都意味着公共福利被再度蚕食，不除去这些“特供”魅影，特权崇拜就不会画上休止符，假特供也就不会根绝。欲断“特供”，必先铲特权。相关部门应延伸反腐肃贪和惩处权力寻租领域，加强监管力度，严惩违规人员。同时，职能部门要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资源，解决好普通大众的食品安全、教育公平等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安全、公平、有序的环境。
特殊保障的体育界
综合媒体报道，2012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为国家队备战奥运会专门下发文件《关于做好备战伦敦奥运会国家队运动员肉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中心、国家队严格保障运动员的食品安全，避免误食含有兴奋剂的食品。
奥运年之所以谈肉色变，是源于对瘦肉精的担忧。瘦肉精是能够促进瘦肉生长的药物的总称，因其能促进蛋白质合成，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列为禁药。同时，因其作为饲料添加会直接危害人体健康，也被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禁用。
2012年是奥运年，国家运动员面临食品安全的问题，中国体育界近年公布的兴奋剂案例多数都与“瘦肉精”有关。为防止误服违禁药物，体育总局要求各国家队队员不得在外吃肉，食材通过特殊渠道供应，训练总局食堂精挑细选供货商并签订安全责任状，特殊情况在外就餐只能吃面和青菜。
虽然羽毛球队很少与兴奋剂丑闻挂钩，但有德国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的前车之鉴，国羽对瘦肉精也不得不防。组委会相关人士透露：国羽吃的猪肉均从北京空运而来，不在社会上购买，这样能够确保队员们比较安全，兴奋剂不会查到中国羽毛球队的。
国家马拉松队在丽江训练期间，出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忌惮，队员们初到丽江时吃的都是素菜。但是由于运动员运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天天吃素菜肯定不行。一开始队伍想到的办法是自己养鸡，后来经多方打听，在金沙江边能买到原生态、不喂饲料的鱼。接着，教练组又长途跋涉，前往海拔3700米以上的彝族老乡家购买天然放牧的牦牛肉。不过，国家马拉松队队员朱晓琳通过媒体“部分否认”了队里亲自养鸡的传闻。
国家马拉松队并不是唯一自己动手的单位。天津柔道队早就开始了养猪事业，他们使用训练基地的仓库养猪和鸡鸭，“养猪还凑合，鸡鸭也还好养，但牛就没法自己养了，得买，可不能让队员再出问题，有一次，我们买了两头整牛，一检验还真有一头牛有问题。”四川新津水上运动学校很早就开始自办养猪场，专门配备了两名工作人员。就连喂养猪的饲料有很大部分都是来自新津水校自己种植的蔬菜。
国家射击队对运动员外出也有严格规定。中国射击队领队肖昊鹏告诉记者：“我们规定，没有特别重要的事，运动员一律不能出去吃饭。如有特殊情况，要经过批准。而且运动员在外就餐时，不准吃肉类，只能吃蔬菜和主食，还要列一张单子，说明每顿饭都吃了什么，回来后上报。”
肖昊鹏介绍说，“总局给我们指定了供应商，由于能保证安全，价格肯定会贵一些。各个中心对饮食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专门的膳食科，聘请了采购、主厨、甜点师……这些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培训才能上岗。”
“特供”不断 食品安全监管底气何来?
生活中“特供”的影子无处不在。有些公权部门的人员，买房有专门的财政补贴，孩子上学有专门的公立幼儿园，吃菜有特供蔬菜种植基地，其果蔬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一个步骤，都规定有严格甚至堪称苛刻的监管要求，并且得到了难能可贵的执行。
据信息时报报道，2012年6月中旬，神舟九号飞船携3 名航天员发射升空。记者探访航天员食品特供基地时，负责人介绍了航天员所喝牛奶产出的程序。奶牛被隔离后会有一个月的休药期，目的是让奶牛把体内的药物成分充分分解排掉。为确保零污染，该基地禁止任何陌生人进入。由于要在一个特殊空间内度过太空生活，因此，航天员食品保障要求很高，必须做到无污染、无公害且营养合理，才能保证航天员健康和飞天成功。
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愈发让人不放心的食品监管情势，仅以媒体报道中反馈出来的现象亦能得到侧面印证——对于当下的食品安全现状，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诸多主体对其的信任指数都普遍不高。以其操作过程中所得到的“保安全、保质量”的客观结果观之，便可以看出，以往被过度渲染的所谓食品安全的监管之困，看起来并不是完全无法破解的科学难题。
仔细看被媒体罗列出来的特供产品生产流程，不难发现，大部分貌似严苛的环节和被标榜的高标准，原本应该是任何农作物、食品果蔬在种植和生产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底线要求，尤其是贯穿整个食品生产流程的行政监管，其应当如何操作、采取怎样的举措避免流于形式，以及监管失控之后的严格责任，都是应该做到的最基本环节。
在以往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案件中，几乎在发生伊始便被不断提及的总有监管失控一项，最容易进入公众视线的是为了牟利不惜祭出各种看家本事的不法商贩，是从培土、育种就开始掺入的各类危险，还是不闻不问的权责部门……最终到达公众餐桌的，如何能是一份足以信赖的安全?更遑论被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等各类陌生的化学用品侵染的食品。不难发现，对食品安全的担心源于对整个监管流程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加剧了公众的忧虑。
问题在于，对比之后出现的结果，是食品安全的基本监管诉求成了公众遥不可及的奢望，最起码的作为异化成了高标准的要求。不少地方兴起了以自种自产为形式的无公害生态种植，一方面反映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忧虑，但也不失为一种健康的产业链条试水。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无法阻挡，从政府部门的“针对性供应”到公民个体的单打独斗，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如何培育和倡导一种更大范围的生态种植和更严格的监管流程?
追求健康是公民的权利，保障食品安全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要尽快从“让一部分人的食品先安全起来”中汲取信心，扩展成为全民的基础福祉。仅仅国字号部委就有九个部门共同为食品安全问题担责，最终却还是让分管领导“抱愧民众”，这样的窘境不能一再上演，而且国家机关“低调种菜”的新闻也给予了公众信心：看来是可以做好的，也应当做好。要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首先就要斩断政府“特权”机关的“特供”，让他们也和老百姓一样吃市场上的蔬菜、喝超市里的牛奶。
(编辑组稿/毕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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