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纪纲(音)家小屋墙壁的裂缝用胶带粘着。郭纪纲和老婆孩子住在一间不到5平米的小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把旧椅子和一张桌子。郭纪纲一家和二三十个邻居共用一个卫生间，他们都住在这栋位于北京郊区的建筑物里。这里是这些中国农民工的宁静家园。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郭纪纲坚称他们一家的生活水平正在得到改善。他说：“我觉得我们已经越过越好了。”
郭纪纲(30岁)和他的妻子葛亚茹(音，26岁)都是农民工，像他们这样的流动人口，在中国大约有2亿。
在过去的十年，无数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据中国官方评估显示，上亿人由此脱离了贫困。但是在中国式成功的背后，农民工却面临着难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困境。这是由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造成的——户口将中国人分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
当郭纪纲这样的农民离开家乡，也就同时离开了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所特有的医疗、居住和教育福利。他们只能在工厂、建筑工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餐馆和别人家里打零工。
“他们就像是身处自己国家的非法移民。”中国官营媒体《环球时报》的评论如是说。一些学者将中国的户口制度与南非已经被废止的种族隔离制度拿来作类比。种族隔离制度将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严格区别开来，只有白人能享受一些特权。这种法律规定使该国的黑人沦为从事体力劳动的流动人口。大卫·班志远(音)在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农民工的书中这样描述道：中国的农民工从未融入城市，去享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在中国，这种歧视是真实存在的。”班志远补充道。
在现行的户口制度下，农民工可以申办暂住证，但这也是有时限的。有时候，他们的雇主为了给他们办相关手续，还不得不向政府缴付高额费用。
郭纪纲的皮肤焦黑粗糙。他是油漆工，每天要在户外工作10个小时，高空悬空作业，忍受风吹日晒。当被问起家庭梦想时，郭纪纲夫妇说，他们的儿子现在已经两岁了，他们以后想开一家小店，赚了钱送他上中学。“我想，我们这辈子是没有什么更大的指望了。”郭纪纲说，“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指望，那都在孩子身上。”他的儿子害羞地藏在父母身后，探出头来张望。
葛亚茹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因为违反了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他们要交一笔约合1500美元的罚款。葛亚茹打算回合肥老家把孩子生下来。
他们之所以要生第二个孩子和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关。“如果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做父母的就要孤独终老。”郭纪纲说，“所以一个不够，至少要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农民来说。城市和农村是不一样的。”他的妻子补充说：“城里人老了可以被送去养老院，我们农村人老了只能依靠孩子。我们没有退休费，没有什么可以依赖，所有一切都要靠子女。如果不多生几个孩子，仅有的一个孩子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完了。”他们承认再生一个孩子会造成经济上的负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安全的保证——农民工缺的就是安全保障。
作家班志远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教书。他说，农民工子女要交钱上私立学校。在中国，这个所谓“私立学校”有着特别的含义。“他们得不到好的教育。虽然同样住在城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同龄的城里孩子所上的学校相比相差甚远。”班志远说。
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和平等的机会，很多农民工子女最终会从事和父母一样的职业。班志远说，这样无止境的循环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四代人。“我认为，在过去的15至20年，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并未发生流动。”
一些农民工家庭寄希望于孩子，希望他们能拿到大学文凭，改变命运。班志远说这种可能性“非常渺茫”。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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