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规定”让公众很受伤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因女儿吃空饷而被免职的山西省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两月后改任忻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并主持工作。此消息一经披露，引发公众质疑。忻州官方作出简短却底气十足地回应：“杨存虎的工作安排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干部任职有关规定。”忻州敢于启用因媒体曝光而被免职的杨存虎，程序上肯定做足了功课。而当初免职的决定，看起来似乎只是应付舆论的权宜之计。
不顾事实、无视常理，这样的“官方回应”是在玩弄法律，还是在挑衅民意?不论是社会组织还是政府部门，不论是发布信息还是回应质疑，都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想法。因为信息不对称，公众自然要求“权威说法”符合事实真相，切合社会关注。更重要的是，“权威说法”必须对接公众感受。如果不顾公众的感受，“权威说法”只是自说自话，那么，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还会让公众更加无所适从，进而质疑政府的公信力。
在杨存虎们“带病复出”的角力中，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官场的人情能量得到了最大释放。与此对应的是，在人情的软化稀释下，制度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当公众从情感出发苛责他们的时候，官方的回应是给公众讲制度，称“符合规定”;当依据制度去举报或曝光某个干部时，官方又会给公众讲情感，说什么“这个同志还是不错的”、“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之类貌似情深意切的话。总之，你质疑你的，我任用我的，官场和舆论时常相互对立，久而久之，彼此的不信任愈来愈深。
近些年诸如此类官员东边被免西边复出的事件层出不穷。日前，因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复出，而同时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早已于2011年复出，担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回应此事时表示，党和国家任用干部程序严格，干部干得好时有褒奖，犯了错误按照党的纪律甚至国法处理。违反纪律后，会根据其处分日期和他本人的表现，安排新工作，“任用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看一时一事，还要发挥他的长处和特点”。张庆黎说：“三鹿事件过去好几年了，一些同志受到处分，现在安排工作是正常的。”
2011年11月，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局两名干部因腐败被判缓刑，刑满之后，在农业局下属事业单位拿着工资不上班。该县有关方面表示，将进行调查。但在此之前，面对媒体，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员给了一番“绕口令式”的解释：按《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被判处刑罚的，要开除，但他们两人被判缓刑时，法规还没出台，所以没开除;两人被判缓刑后，也不再属于公务员身份。而这两部法规生效时，他们两人已不属公务员了，而是事业单位人员，所以法规对他们不适用。
因为信息不对称，公众自然要求“权威说法”符合事实真相，切合社会关注。如果不顾公众的感受，“权威说法”只是自说自话，不仅难以自圆其说，更会令公众无所适从，进而质疑政府的公信力。
为何总缺乏向公众解释的耐心
2012年12月6日，杭州地铁1号线开通9天，连续发生三次渗漏水事故，11日再次渗水。虽整改完毕，但民众仍心存疑虑。杭州地铁集团质量安全部门负责人和杭州资深地质专家表示，杭州属于软弱地基区域，只要安全措施做到位，再差的土质，从工程技术上来说，都没有问题。
2012年10月18日，河北省南和县官方就网曝“南和县把低保款发给死人”一事回应称，3名村民死亡后仍在吃低保一事情况属实，此事系乡民政助理员工作失误所致。现已取消3名死亡人员的低保待遇，并责成乡、村干部对3人死亡后多领取的低保金追回，上缴国库。
据媒体报道，2011年广西梧州市民屡次投诉，称当地的交通干线桥梁“桂江一桥”经过了近一年的整修重新开通，大桥路面竟然出现裂缝，驾车行驶感觉像在骑马。一位自称是施工方负责人的何先生接受采访时称，之所以如此粗糙完工，是市政部门要求必须抢工期，由通车时间所限。梧州市政管理局副局长莫伟坚说，现在所做的施工不是亡羊补牢，出现的裂缝是早就发现的。但经过检测，安全没有问题，所以如期通车。梧州市市政管理局局长梁冰择则理直气壮地表示，“通车”是力保的关键。“我们政府是有责任心的政府，宁愿先通车，通车虽然路难走点，质量差点，但是起码通车了。”
当官方提供的权威信息不足以满足公众的信息渴求，或者不但不能让人信服反加剧质疑时，公众只能靠各种版本的非官方消息和个人经验，去填充那些关键性空缺，完成“合乎情理”的民间想象。没有翔实的信息支撑，一句轻描淡写的“没有事实根据”，却不及时主动提供完整信息，以还原事实真相，那么就难怪经常出现谣言满天飞的现象。
这种信息处理法一再被证实低技术含量和后果恶劣，因为它会直接挫伤政府公信力。而懒于或不屑于向公众和媒体解释，则透出公权的十足傲慢与偏见。它的负面效应，在此前的陕西周正龙案、上海杨佳案、哈尔滨林松岭案等等显露无疑。稍加梳理，就会呈现出一条清晰脉络。在舆论鼎沸之时，“官方澄清发布会”马上现身，且都是没有关键信息的空洞辟谣。这如同一纸冰冷禁令，告诉公众：“没有这事，你们不要再纠缠了!”
而若能穿越喧嚣迷雾，会发现事件肇因也许只是一个没有民意基础，没有程序正义，甚至缺乏起码合法性、正当性的“动议”;或许是盘根错节，进退与共的利益同盟作祟。剖析这些，能窥一斑见全豹，使当地深层官场生态逐渐显影。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有些地方，为何法制规则能被轻易虚置，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会被肆意漠视了。
应消灭“断头新闻”
据北京晚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当公众提出质疑或举报时，政府或者单位组织不要轻易地回应有或无，而是应该在调查后，由统一的组织进行回答。
现在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单位代表个人来回答质疑，这是危及整个政府公信力的做法。公共机构不应为个人的失德行为承担责任。有人被举报，单位就站出来澄清，如果最后发现问题是存在的，那么伤害的就是整个机构的公信力，公共机构为个人信用承担责任是愚蠢的做法。公众会认为政府与贪官“心连心”，这样的危害是巨大的。
知名网友厦门浪表示，政府部门以往的作风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久而久之，将公权力变成了私权力，其下属也习惯了这种做法，变成“家丁”，视领导的信誉为单位的信誉。因此当领导受到质疑时，“护主心切”的思维占据上风，认为官方回应就应该是站在领导的角度说话。
这说明官方回应的立场站错了。政府的立场应与广大群众一起。在具体回应的内容上，可以学习广东顺德纪委在处理网民检举顺德公安局副局长时的做法。其官方回应中，对网民检举公安局副局长拥有的房产，查实了多少，有哪些证明是错误信息，哪些还在调查中都予以涉及，回应速度快、内容讲求证据。一些还待查实的部分，网民也可以理解。如果官方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回应网民的诉求，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增。
民间检举，原本便是网民寻找话语权的过程，出现错漏在所难免，“官方”并不应将眼光集中在错漏之上，更不应成为反腐路上的“民意守门员”。归根结底，回应靠谱与否，其决定因素仍在“官方”自身。遭遇质疑之后，草率回应之前，若能多做一点踏实的调查，就会避免许多笑话与尴尬。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说，宪法规定，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微博反腐首先需要纪检部门接招，从时间上说，最好24小时内作出回应，同时要消灭“断头新闻”，对于重大涉贪案件，应件件有着落。同时微博反腐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如网民多采用“无官不贪”的有罪推定，因此不加约束的网络检举可能成为网络暴力，伤害社会信任体系。因此纪检部门官方微博可倡导私信举报，既保护举报者权益，也防止在启动调查前误伤官员，还可避免打草惊蛇。与此同时，还需要大力拓展线下举报和监督渠道。
竹立家认为，目前社会存在腐败等问题是客观现象，公众利用网络进行监督，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这毕竟只是检举，还需要法律机构进行介入。因此建议中纪委及各级纪委机构应该建立更为规范的网络反腐平台，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让网络举报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在网友提出检举信息后，纪委应在短时间内作出回应，并由纪委统一公布相关调查结果。应该让网友的举报得到有效、积极的回应，才能将其打造成有公信力的反腐平台。
官方回应是否合格，两点最为重要，一是速度，一是态度。回应速度慢，容易流言四起，让公众猜度背后是否有小动作，好事拖成了坏事;态度不诚恳，则公众不买账，搪塞一次丢的是面子，敷衍两次丢的是信誉，若是次次在公众面前打幌子，丢掉的则是民意。
应尊重公民知情权
据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公众参与意识、表达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对各级管理部门来悦，类似的提问并不陌生。无论分配制度改革，还是柴米油盐价格;无论房屋拆迁政策，还是化工厂选址方案……对于这些问题，公众不仅想了解党政部门“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从物权法、精神卫生法征求社会意见，到开通全国反腐举报网站，再到众多地方和部门开设政务微博;从建立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到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近十年来，“公开”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回应”正由选答题变为必答题，“互动”也成为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
不同于以往，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今天的回应面临着信息爆炸的挑战。当“我悦你听”变成“双向互动”，“一个声音喊到底”已经不再可能;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吞吞吐吐的“挤牙膏”回应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正因为如此，从非典疫情到汶川地震，“及时公开透明”成为最优选项，“快报事实、慎报原因”成为发布原则，在社会关注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网络时代的回应方式不断进步革新。
不同于以往，在一个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社会，今天的回应肩负着增强信任的重任。当质询被看作是一项基本权利，当“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成为社会心理，“无可奉告”势必招来更多追问。这些年我们发现，在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中，官方公式化、万能式的回应少了，回应中的空话、套话、废话少了，类似“不明真相”、“别有用心”等词汇也基本不见了。勇于面对质疑，善于触碰热点，真诚给予回应，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回应不回击，对话不对立，凡事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凡事不先入为主、推卸责任，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折射出越来越强大的执政自信。
回应才有互动，互动才有互信。如今，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群众诉求就是执政力量，舆论质疑也是宝贵资源。学会在舆论监督下工作，善于对社会的关切负责，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公信，以维护群众利益赢得民心，这既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有力展现。
(编辑组稿/毕晓宁)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