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总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雷人言论”引起舆论关注。人们评说这些代表委员的表现时，常常会用“利益代言”来指责他们。
何谓“利益代言”?依评论者的意思，大概就是指一些代表和委员，仅仅站在个人所处的行业、领域或背景上，只看到小集团的利益和需要，罔顾普遍民生，因此提出的议案、提案或观点，与公众感知及期待相去太远。
“利益代言”到底该不该?
“利益代言”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外各种民主平台上，都不鲜见。人不可能完全摆脱经历和身份做出判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观点中，包含对自己及所处社群的观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具有独特构成和产生方式，这决定了如果他们仅为单一社群利益发声，而不顾及基本的民生福祉，必然给这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带来割裂与矛盾。这几年实践表明，一些代表、委员的观念观点，不是“另类”那么简单，而是太过挑战公众认可的政治伦理底线。换言之，不是人民挑剔，而是某些民意代言者丧失了起码的立场。
比如，某城市在举办盛大活动前，驱逐乞讨人员，此举被广泛批评为“漠视人权”。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僵化粗暴的管理手段，并非行政人员为图便利而动“私刑”，却是出自人大代表的建议。再比如，某位来自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家代表，连国家基本法律都没弄明白，张口就提“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对社会反映强烈的“黑色GDP”“血色GDP”等问题缺乏基本调研和关注。在劳资失衡日益严重的当下，高高在上发表这样的“意见”，还美其名曰“民意”，显然无助于弥合社会矛盾。
委员来自地产界，就从始至终强调“房价一点都不高”;委员来自卫生部门，则张口闭口只谈“看病不贵也不难”……如此“代言”，究竟争的是“问题”还是“利益”?这样的表现，又怎么不令公众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官员代表”为什么多不得?
今年两会前，媒体不约而同都注意到一个趋势：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基层的代表人数明显增加，而官员比例则明显减少。根据统计，已经降至35%以下。
公众特别关注人大代表中的“官员比例”。这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和人大代表两重身份，可能意味着两种相互关联而各有侧重的“绩效目标”。官员比例过高，行政权力天然具有的强制性、封闭性、等级性等特点，就会干扰民主决策所要求的平等博弈、广泛协商、以人为本等原则。简单举例，市长和省长都为人大代表，虽然两会时身份平等，但现行体制下，要市长在省长面前做到“大胆发声”显然并不容易。比等级干扰更严重的是目标干扰：官员的工作有明确的效率目标，GDP增长数字、财政收入报表、结案率、失学率等等，这些本该是行政系统向权力机关报告和负责的内容。而“官员代表”，则意味着自己给自己的考试卷“判分”，容易失却公正标准。因此，逐步降低官员代表比例，以真正的“民意代表”取代之，更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
今年，全国两会比往届更开放，话题更丰富，社会议题讨论也更尖锐。例如，两会前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各种社会保障双轨制问题，楼市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甚至“安全奶粉”这样具体而微的问题，都令相关管理部门的代表和委员狼狈不堪，他们或被媒体追得一再“逃跑”“告饶”，或被网络放大其“雷人观点”，引一片讨伐之声……但是，只有媒体“追问”官员是远远不够的。以上问题，实际上都已涉及重大民生，人大代表才是最应该首先“发声”的人，应该是他们追着官员质询和批评，他们的问题与要求，也应该比媒体更尖锐、更有标准——因为只有这样，一番博弈之后，他们各自代表的群体，其利益才不至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人大代表中，官员少一点，站在权力相对立场上的人多一点，“民意”的声音才可能大一点。这是中国各级人大强调减少官员比例、丰富代表构成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真正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在改革进入关键时期，草根利益最容易被忽视、草根意见最需要表达的阶段，他们的声音绝不该被湮灭。
曾先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以人大代表的选举来看，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一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如果说民主的本质就是“利益代言”的话，那么，只有把这种“代言”机会完整地、均衡地分配给社会各阶层，最广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代表和争取。也唯有如此，两会代表和委员，才能摆脱对于他们“只为利益集团说话”的指责。
人民需要怎样的“民意代言”?
“代言人”的变化，恐怕还不仅“身份构成”这一项。着眼于更长期的趋势，有机会和能力获取真实信息，并敢于同社会分享沟通的人，应该更多地走入两会殿堂。
必须承认，现在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上，仍附有相当大的荣誉和权力色彩。但是，在网络舆论监督狂飙突进的今天，扮演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经不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政协委员葛云飞对教育部的批评再次引来关注，媒体对其持之不懈的监督给予高度评价。葛云飞、钟南山以及许多来自专业领域的代表和委员，由于在两会上敢“放炮”，更敢于将质疑和批评公开地、坚持地呈现给公众，而特别受到社会赞许。公众期待和呼唤更多像他们一样的民意代言人。
去年以来，在微博上活跃着一位著名的“非典型医生”——ID为“急诊室女超人于莺”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这位起初只是一名普通网友，现在被视作名人的女大夫，通过自己的微博向网友讲述了大量急诊室发生的故事。在她的讲述与交流中，人们看到一线医护工作者的辛劳委屈，了解到中国医疗资源的严重紧缺与不均衡配置，也开始同情他们在职业道德和体制压抑下的困惑挣扎，对中国医改的艰难和复杂，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这种交流显然比简单向人们喊话说：“中国人看病既不贵也不难”要善意和公正得多。于莺跟两会上某些顶着“专业”帽子的代表委员比起来，更能获得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于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位“利益代言人”。她为和她一样奋战在医疗卫生战线上的普通医生护士“代言”，努力争取着与患者群体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但是，于莺并没有被简单地视作“利益代言人”。为什么?
于莺所发起和参与的很多讨论，并非关于她或者同事的个人私利，而主要围绕于如何平衡和改善“医护工作者”与“患者”这两大人群之间的关系。于莺发言的目的，在于给网友提供更多不了解或者被忽视了的信息，从而增加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实现“将心比心”的平等对话。而在两会如此高端的民主对话平台上，我们却经常看到很多代表、委员的“讨论”，要么是表功自己行业、单位的工作，要么诉苦要资金、要政策，而对公众质疑这些资金和政策究竟产生了哪些效果，则回应寥寥。谁能忍受这种“我的眼中只有我”的所谓“代言”?
今年两会前，媒体多次爆出企业家拿钱贿选“买”下人大代表资格，或把“政协委员”当做奖励拿来“赏赐”这样的新闻。这其实已经道出一个事实：人大也好政协也罢，在这个平台上的观点、行为甚至仅仅是身份，已经能够深刻地影响许多人的权益。所以，公正与否，合理与否，再不能等闲视之。
据报道，本届两会，政协委员刘翔再次缺席。刘翔的体育界同行，同是政协委员的姚明问记者：“如果我没有提案，(是不是)会被你们判不合格?”姚明还说，刘翔因为提不出提案而被记者“逼得很惨”。
姚明委员有敢于说真话的勇气。他所说的“逼出来的提案不是好提案”，也非常有道理。但是，姚明问错了对象，他不应该问记者，而应该问一问推举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单位和公众——“提不出提案的政协委员”该不该被判“不合格”?
朱永新委员说：“不发言，就意味着67万人缺席”。其实，代表委员们还可以反向思维这个问题：你发言，就意味着67万人正在表达观点。这样，你的投票和决定，是不是可以改变很多?
(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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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建言网络反腐“不止于晒艳照亮房产”
2012年以来，“表哥”、“房叔”等一些问题官员被网络曝光于大众“聚光灯”下，遭到纪检部门调查处理，网络反腐日益引人关注。然而，人们也发现，晒艳照、亮房产、小三曝光……网络反腐娱乐化、低俗化现象日趋严重。
参加全国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建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网络反腐也需要制度来规范，网络反腐绝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必须成为制度反腐的有益、有效的组成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说，大量网民围观，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出事件的大致面貌，倒逼反腐进程。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和立案调查，前后仅用63小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但一些代表委员同时表示，由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的反腐格局，但如不加以规范，负面效应将影响反腐效果，比如一些低俗化、娱乐化的网络反腐倾向容易形成集体性的非理性力量，导致“误伤”甚至侵权违法行为的发生。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被曝光“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查实，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
“必须看到，网络反腐热的背后，暴露出目前举报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等体制机制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施耀忠说，正常的举报程序过于复杂，人们利用网络举报速度快、影响大、低成本，容易形成舆论气场等特点，希望以此引起纪检监察机关的注意。
此外，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以“小三”、“私生子”、“艳照”、“别墅”等内容的网络举报，伴有利益纠葛，甚至恶意攻击，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反腐的严肃性。
部分代表委员表示，网络反腐尽管具有“神奇”的力量，但不应成为反腐常态。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协同发力，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制度反腐仍然需要发挥主力作用。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网络监督是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制度的力量更加系统、稳定。网络反腐应尽快与制度性反腐有机融合，这样即使贪腐者不抽名烟、不戴名表、不住豪宅，也能把他们揪出来。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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