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先看病后付费”都是通行的惯例，因为人的生命总是高于一切的，在疾病和意外伤害给生命带来的巨大危害面前，首先谈的应该是救死扶伤，然后才能去谈钱。公立性医院更该如此，因为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其肩负的公益性，它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赚钱牟利的手段。如果医院真正将医学宗旨而不是金钱利益当作医院的灵魂，“先看病后付费”理应是一种常态。
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院见死不救、没钱不看病、有多少钱用多少药之类的事件比比皆是，为此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没有使用最佳治疗方案，甚至直接让患者失去生命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
“先看病后付钱”要“叫好又叫座”，实现患者、医院以及社保机构的多赢，关键在于社保兜底，一是必须全覆盖，二是要大幅提高报销比例，此外还有确保社保机构及时向医院兑付资金等细节性问题，而个人层面的恶意欠费逃费倒是比较好解决的。如果确有困难家庭仍旧无法承担个人缴费部分，还应该建立兜底机制，由专项基金代为支付。真正值得担忧的不是个人恶意欠费逃费，而是可能会有医院以各种虚假手段借此恶意套取社保基金。因此，社保机构还应该承担起核准医院费用是否合理适当的责任，对于明显不合理的大处方、大检查应该拒绝支付并且不得转嫁给个人承担。
担忧：难以承载诸多期许
“先看病后付费”制度的价值意义是否真的如想象里的那般唯美呢?
众所周知，医患矛盾的关键在于“看病难、看病贵”。于诸多患者而言，“看不起病”是逼仄的现实。据卫生部之前的一些统计，群众个人卫生支出的绝对数仍在上升，2008年为5098.7亿元，2009年为6570.8亿元。于院方而言，由于市场化运作，财政补贴寥寥无几，“以药养医”便成为发展的“稻草”。而“先看病后付费”制度，直白一点即是医院不再那么“唯利是图”，患者能够在“埋单”的时间上缓一缓，并未触碰到“看病难且贵”的核心问题。
一言以蔽之，“先看病后付费”制度，难以承载诸多的期许。问题不在于制度的推行层面，诸如“如何保障医院的切身利益”的顾虑。而一些关乎“恶意欠费、逃费”的担忧，也许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坏。2012年有媒体报道，深圳第四人民医院低调试水“先诊疗，后结算”，实施20天以来，共8000多名患者享受到这项服务，也有47名患者不辞而别，经院方提醒后有26人回来交费。逃费比例显然也在我们容忍的范围之内。关键在于，如果不进一步深化医改，不肃清“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不彻底扭转“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先看病后付费”的价值意义，难免也止于一碗心灵鸡汤。
如此一说，并非是对彰显人文关怀、善意十足的“先看病后付费”制度吹毛求疵，也十分乐见制度彻底地照进现实，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国人饱受“看不起病”久矣，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我们期待关于医改有进一步、更进一步的实质性举措。
(摘编自《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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