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女儿之前，我的生活长期处在一种需要解释的状态，“为什么不要孩子?是不想要呢，还是要不了?”如果搪塞说“还没想好呢”，接下来肯定是“那你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才想好?竞争的年代凡事都要趁早，攒够五百万要趁早，游遍一生必去的五十个景点要趁早，规划后事要趁早，养儿当然也要趁早。人生如资本，要周转得足够快才划算……”如果我干脆用“就是不想要”来试图结束这种无聊的对话，由此招致的质疑将更加严重：没有孩子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你奋斗一辈子，为的不就是孩子么?
当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想退潮，“人民”还原为一个个食色男女，家庭作为人生归宿的意义陡然提升到一切价值领域之上。事业成功人士逐渐习惯了在镜头前闭口不谈专业成就，却大胆而又安全地表白家庭是自己的信仰，不厌其烦、不厌其细地与观众分享自己的家庭隐私。
正是在这种充盈着世俗欢乐和亲情救赎的图景中，农民工的家庭缺失显得越发触目惊心。五个孩子宁愿夜宿垃圾箱，也不愿回到家中，是因为那个家已经因为父母的缺席而丧失了起码的意义，丧失了抚慰身心和与外部世界抗衡的功能。他们的父母都在城市打工，但城市只接纳作为劳动力的抽象的他们，却不准备接纳他们的背景和生活。
事实上，他们是和土地上的其他资源——粮食、古树、煤炭、矿石——一道被城市和工业征用的，因此，城市并不觉得把他们当作纯粹的生产要素有什么不妥。中国作为世界车间的竞争力几乎完全建立在他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之上，代价是他们必须把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即养儿育女留在生活成本低廉的农村老家完成。他们已经走出农业和农村，但城市和国家在观念上继续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由于生产与生活在空间上的分离，农民工和留守在土地上的老人与孩子同时失去了生活。这是农民工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回家过年的原因，农历新年象征着他们一年中仅有的几天生活。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五个孩子和全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如此相像，只是由于特殊的情况，他们才未能和其他孩子一起走完人生。这个特殊情况正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
作为全部悲剧的起点，他们决定性的错误就是降生在了户口簿上写着“农业户口”的家庭，这个伴随终生的印记意味着，在接替父母继续充当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之前，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如果他们非要出现在城市里，跟父母住到一起，那他们就得进被单独编班的小学和中学，然后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在高考试卷分省命题的今天，单是这最后一招就足以把农民工子弟向上流动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非如此不可的强制，但维持城乡差别和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不动声色却难以反抗。
当今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最难以容忍的不是表现为身份、地位甚至财富——尽管这些方面可能更为本质——而是表现在安家权上，完整地说，是在城市安家的权利。在价值观的变迁上，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政经精英就已由追求内在超越和理想主义，变为以外在占有体现人生价值。他们对西方生活方式情有独钟，从全球一体化和普世秩序中受益良多，却坚决反对中国变成那样或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人均GDP不及美国1/10的中国却有一个群体可狂扫顶级专卖店的旅游团，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特殊性，源于“劫贫济富”的反向制度安排，源于“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极化制度设计。
第三世界应该警惕它们的精英分子同第一世界合谋反对自己民族的未来。说这话的是韦伯，针对的也是当年有关“(日耳曼)特殊性”的同样论调。——中国不是“特殊论”的首倡者，前面还有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一种制度设计如果是正确的，它在原则上就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人;如果要有特殊关照，那也是指向弱势群体的。一个最不幸的人也赞同的制度安排才是真正合理的。反过来，如果一种制度首先关照的是最不需要关照的人，那它就只是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制度确认和强化，这样的制度不是在组织和整合一个社会，而是在撕裂它。
我愿意从这样的角度解读十八大新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的城市(镇)化战略，即它的核心题旨是解决所谓农民工或外地人的安家权问题——他们有权在中国任何城市安家，并以主体身份参与均享城市的公共福利和制度供给。从解决安家权这个角度来理解城市化，城市化就不只意味着城市在地理上的扩张，而首先意味着全体国家居民——无论城市或乡村——的“市民化”，以市民社会这种广泛而平等的横向关系结构取代各种基于纵向权力结构的强制与垄断，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构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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