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城镇化必将成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事件，但先前我们所经历的城镇化困局又未免带来某种疑虑。城镇化会否再一次跑偏，北京暴雨之殇如何避免在新城镇里上演，占海特面对一个城市的发问能不能在新城镇里得到回音，鬼城的怪异与寂寥所代表的极端功利可不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都会指向人，因为人是检验城镇化成败的最高尺度。
硬件到底如何建?
尽管这样的共识几乎已经成型：新的城镇化绝非房产开发，但只要有城镇化的过程，就避免不掉硬件建设这项最基础的内容。我们也无需拥有过多的认识洁癖，以至于听到盖楼就难免有无名火起。城镇化既然是一个农民变身市民、乡村变身城镇的过程，那么它的物质部分就是必须的，否则城镇化就只能沦落为一句空谈。硬件建设非但不能回避，而且应当比此前做得更好，付出生命代价换取的教训必须吸取。
2012年7月，北京的一场暴雨让人们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大都市是何等脆弱，一名私家车主居然在城市的大马路上，在自家的车里溺水身亡。其中的原因固然能够推向灾害十年一遇、百年一遇之类，但暴雨本身只是一项检验的指标，真正的短板恐怕仍旧是城市建设中的痼疾与疏失。与一些国家地下排水系统能行汽车的高标准相比，中国城市建设中普遍只肯重视各种面子工程。排水管道因为深埋于地下，并不能给施政者带来好看的贴金效应，所以只好被人们痛切地称为“良心工程”。
新型城镇化的硬件到底如何建?答案可以有很多很多，但是与其高谈阔论各种高标准，倒不如划定一条底线。何谓底线?不要再重蹈北京暴雨这样的覆辙，不要再出现一些城市动辄出现的“地陷”，这就是底线。给未来的城镇居民以基本的安全便利保障，城镇建设如果不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再堂皇豪华的外表都毫无意义。未必是中国人不懂安全便利的重要性，而是说在一个时期里城市建设所贯彻的只是长官意志。长官意志所遵循的自然是权力美学，在权力美学的视域之内，雄伟、豪华、光鲜这些能够引起更高权力关注的炫目处，便是全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在权力美学的指导下，城市遇雨便成一片汪洋实在无法避免。新型城镇化必须以整个参照系和评价系的改善来作为保证和前提，建筑和道路都不仅仅是钢筋水泥，它们的存在因为市民的满意而具备了意义。城市须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本不应当是指长官意志和权力美学，而应当尊崇民生体验。民众觉得安全，民众觉得便利，这样的城市才是真正的好城市。当城市被发觉可以“经营”之后，权力美学便不再单独以唯美为己任，衍生出来的还有所谓权力经济学。绿地被破坏，公共空间被用作商业开发，凡此种种都见证了权力与权利这架天平的失衡。
作为一种因应的策略，城镇建设得怎么样，说到底也得看权力是否被权利关进了笼子。城市如何建设，需要作为主人的市民在其中充分知情、充分发言、充分监督。硬件的建设有专业的成分在其中，更多的东西却很难超出常人的智力与知识。
必须让人说话
城镇建设让市民说话，紧接着的问题便是，到底谁是这城市的主人?按照现有户籍制度的逻辑，没有本地户口本的人，尽管生活于斯、劳作于斯、纳税于斯甚至终老于斯，但他们只能被称作“外来人口”。一本小小的户口本，犹如厚厚的城门，将一座城市分成了内和外、我和你、高和低、贵和贱。在这样一种割裂状态下，讨论民众的利益让人备感底气的欠缺。谁是民众?难道不是这城市里所有的人，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这样孤僻的权利，即便是有，也不会发出平等的光辉。
一个叫占海特的小姑娘，在上海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她自小生活在上海，却没有在这座城市里读高中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她不是本地户籍。异地高考的国家主张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遭遇了来自地方政府和当地民间的双重阻击。小姑娘占海特与人“约辩”，乃至与人冲突，她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未必不是为更多流动的孩子“带盐”。占海特与城镇化有关系吗?当然有关。人是检验城镇化成败的最高尺度，如果一个新兴的城镇不尊崇人的价值，不具备人的温度，那么它不过是一堆钢筋水泥构建的崭新废墟而已。
城镇化意味着城市和集镇将更大范围地出现，这些城镇到底将被建设成什么样子?外在的是高楼、草坪和广场，内在的却是每一个城镇的独特气质。好的城镇应当有交集存在，那就是它充满了平等的意识，不排外，不欺生，给任何人以均等的奋斗机会，给任何人以均等的上升可能。
一座城市不能将外来者仅仅看作劳动力，当需要他们的时候笑脸相迎，一旦时过境迁便毫不手软加以驱赶，并编造种种诸如“淘汰低素质劳动者”、“涨房租提高城市品位”之类的冷血谎言。适者生存也是市场的铁律，流动在自己国土上的人民并不奢望得到额外关照，他们只求自己如果能够很好地生活在一座城市，不要再被人处心积虑地驱赶。
要城市政府转变观念?或者是，要城市原住民提高现代文明素养?或许的确需要，但这些均非关键。当一些沿海城市动用城管驱赶乞丐，并将这写入红头文件称之为制度时，我们才发现，深入骨髓的歧视往往出自颜面庄严的制度。没有城乡二元制度，没有大城市对资源的体制化垄断，便不会有所谓“土著”明目张胆地叫嚣“保卫北京”、“保卫上海”，不会有农民工被列为二等公民。城镇化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制度软件进行革新和完善的过程，零打碎敲的劝善远远不如改革不合适宜的制度来得更有力。$nextpage$
必须站在人的高度重构新文明和利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影响未来世界的是两大经济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城市化。在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疲软的当下，中国经济增长所倚赖的投资与出口同样出现颓势。启动新一轮城镇化，从经济方面考量，无疑是同时启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农民变市民过程中的大规模内需，其含金量自然不容小觑。然而，城镇化的价值绝非仅仅为市场注入红利，它也应当是一个续写和重构新文明的路径。
鄂尔多斯或许永远都不愿意承认“鬼城”的名号，但对一座少人居住、缺乏生机、未有灵魂的城区而言，还有什么更为恰当的嘲讽呢?“鬼城”的造就，是经济思维一根筋走到底的必然结局。地方政府把农民手里的耕地转化为“熟地”加价售出，开发商拿地后在土地上建造楼盘继续加价售出，银行为买不起房的消费者提供担保然后从他们身上获取高额利息，整个土地经济的链条上似乎没有人不风光。正因为如此符合经济的规律，所以才会有各地“鬼城”频出。土地和房产暴利的埋单者，一头是农民，一头是市民，对他们来说，“房吃人”算不上传说。城镇化必须走出纯粹工具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否则鬼城之魅便难以驱除。
新型城镇化自当有更高追求，从人的角度来看，城镇化的利好体现在，这将是一个经济平权、社会平权和文化平权的过程。城镇化不仅将搭就人们居住的空间，而且将以便利的交通、高效的讯息为工业化筑就舞台。农村人口的就地转移，或许将使“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春运成为一个记忆。农民将不再承受千里流动抛妻别子的苦痛，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也或许能够寻找到一个切实的答案。城镇群密度的增大，或将阻止所谓“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但这一切并不能自动实现，城镇化要想成为重构新文明的正面推动力，就必须站在人的高度上寻求一种自我观照。
今日的大拆大建“满城挖”式的城市化，不是未来城镇化的榜样。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面前，推土机必须保持敬畏。而崭新崛起的城市也不再是旧模式的复制品，它将是在传统基础上续写出来的新文明。在这里，人是大地本身，人是城市本身。人创制城市万物，但决不从属于万物。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链接】
中国城市化以人为本的目标并不明确
为什么“以人为本”那么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城市化可以为城市居民带来幸福生活。强调城市是人居住的地方，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城市实际上是军事要地，核心是国防，是政治，而不是人。中国城市的关键词是“城”，城市也被称为“城池”。近现代大多西方城市起源于商贸要地，关键词是“市”，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问题。后来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也带来了城乡整合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城市化就没有问题了，但城市化以人为本这一目标是明确的。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数百年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设计时考量到了人的需要问题。城市建筑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本身。在中国，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不明确。
那么，今天强调新型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城市的升级，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发展的问题。而对正在进行城市化或者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地方来说，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产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新型城市还会不断出现，但对今天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升级的任务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因此，中国须把重点放在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升级的问题，主要是要突出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过程中的软件问题，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等方面。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不强调硬件建设并不等于这方面没有问题。讲城市软件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如何以人为本。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硬件方面的新型，例如新型的大楼、新型的立交桥、新型的交通工具等等。
如果能够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来，并且成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新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关乎人的因素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同样，城市的管理体制也是人的问题。现在的城市管理体制的对象不是人，不是城市居民。现存体制太多地侧重于“上级管理下级”，就是“上级官员管理下级官员”，而不强调如何管理城市人。管理官员的官员太多，而管理城市人的官员太少。前者造成官僚体制内部的巨大摩擦，后者造成官僚体制和城市居民的对立。
(郑永年《联合早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影响未来世界的是两大经济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城市化。在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疲软的当下，中国经济增长所倚赖的投资与出口同样出现颓势。启动新一轮城镇化，从经济方面考量，无疑是同时启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农民变市民过程中的大规模内需，其含金量自然不容小觑。然而，城镇化的价值绝非仅仅为市场注入红利，它也应当是一个续写和重构新文明的路径。
鄂尔多斯或许永远都不愿意承认“鬼城”的名号，但对一座少人居住、缺乏生机、未有灵魂的城区而言，还有什么更为恰当的嘲讽呢?“鬼城”的造就，是经济思维一根筋走到底的必然结局。地方政府把农民手里的耕地转化为“熟地”加价售出，开发商拿地后在土地上建造楼盘继续加价售出，银行为买不起房的消费者提供担保然后从他们身上获取高额利息，整个土地经济的链条上似乎没有人不风光。正因为如此符合经济的规律，所以才会有各地“鬼城”频出。土地和房产暴利的埋单者，一头是农民，一头是市民，对他们来说，“房吃人”算不上传说。城镇化必须走出纯粹工具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否则鬼城之魅便难以驱除。
新型城镇化自当有更高追求，从人的角度来看，城镇化的利好体现在，这将是一个经济平权、社会平权和文化平权的过程。城镇化不仅将搭就人们居住的空间，而且将以便利的交通、高效的讯息为工业化筑就舞台。农村人口的就地转移，或许将使“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春运成为一个记忆。农民将不再承受千里流动抛妻别子的苦痛，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也或许能够寻找到一个切实的答案。城镇群密度的增大，或将阻止所谓“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但这一切并不能自动实现，城镇化要想成为重构新文明的正面推动力，就必须站在人的高度上寻求一种自我观照。
今日的大拆大建“满城挖”式的城市化，不是未来城镇化的榜样。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面前，推土机必须保持敬畏。而崭新崛起的城市也不再是旧模式的复制品，它将是在传统基础上续写出来的新文明。在这里，人是大地本身，人是城市本身。人创制城市万物，但决不从属于万物。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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