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一个俗套的比喻来形容社交媒体，“双刃剑”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概括。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带来了富有创造性和颠覆性的变革，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和人际关系，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面目狰狞的“另一面”也让人颇感忧心，公众不得不对它的“四宗罪”保持警惕。
第一宗罪：信息过载，噪音太多
4月1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发生两起爆炸，现场顿时一片混乱。与最近几年绝大多数突发事件一样，将爆炸消息最先传递出去的不是传统媒体，而是身在现场的手机用户。惊魂未定的人们，第一时间将现场见闻和照片发分享到了Twitter和Facebook上，社交媒体再一次展现了自身的优势与魅力。
四通八达的移动互联网，将我们的手机变成了麦克风，也将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通讯社。任何身处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都能便捷地与外界分享信息和观点;微博、微信、SNS等社交平台的更新，则是人们宣示“在场”的一种介质。
在前不久的四川芦山地震中，社交媒体在资讯发布方面也有上佳表现。很多鲜活的一手资料，都是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从震区传到了外界。哪条通往灾区的道路被阻断了，哪个受灾的村镇被救援队伍忽略了，哪些救灾物质是灾民们非常紧缺的……如果没有社交媒体，这些关键信息肯定难以迅速引起外界关注。
不过，社交媒体噪音太多的弊病很快显现出来——信息过载给公众带来了负担。新浪微博拥有3亿多用户，在芦山地震后不到12个小时内，相关微博就已有6000多万条。我们的微博被不断“刷屏”，各种海量信息瞬间让微博的时间流变得拥堵不堪。如何从这些信息中获得想要的信息，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究其因，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本身是一个虚拟的舆论广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信息生产和发布机制，让各种信息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聚合。但是，每个人都能便捷地发布内容，不等于所有人都能发布有价值的内容。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这个舆论广场发出的声音，都没有什么营养和价值，它们只是关注者不需要或不感兴趣的噪音。这些噪音确实增加了信息总量，但也稀释了有效信息的浓度。
第二宗罪：谣言肆虐，真假难辨
芦山地震发生后，有一条寻亲微博被网友们争相转发：“一位叫徐敬的女孩，21岁，请速回雅安水城县人民医院，妈妈伤得很严重，想见她最后一面，爸爸号码：1519338XXXX，爱心接力，好人有好报。”该微博的转发数迅速过万，但南京江宁公安官方微博随后辟谣称：雅安根本没有水城县，水城县在贵州，而这是一个甘肃平凉的号码——去年12月，有媒体报道称这是一个高额吸费电话。
利用新型社交平台散播谣言，不仅发生在地震等危机时刻，有一些网民平时为了吸引眼球，也会故意传播各种谣言。今年初，两名贵州网友利用新浪微博账号，编造贵阳发生禽流感的谣言，最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恐慌;同样需要警惕的是，社交媒体中的很多“大V”们，常常也都是虚假信息的设计者和传播者。
有研究称，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途径，这一比例占到了 27.8%;但另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是，高达49%的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得的信息都是假的。“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Twitter做出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就开始帮倒忙。”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后的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无论是在波士顿马拉松事件中，还是在四川芦山地震之后，都曾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谣言。例如，有人谎称警方关闭了波士顿的移动服务，但这一消息很快被网络运营商给推翻;还有网友冒充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官方微博，称只要其微博每被转发一次就向爆炸受害者捐一美元，用户也很快就发现这是则虚假信息。
许多研究网络传播的学者所认为，网络的“自净”功能是揭开谣言“画皮”的常用手段。这种说法没错，但面对迅猛发展的社交媒体及其带来的信息洪流，光靠自身纠错恐怕难以规范社交媒体。要想减少社交媒体中的谣言，既需要相关职能部门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推进信息公开，还需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依法追责。$nextpage$
第三宗罪：舆论暴力，话语狂欢
相较于新闻机构，社交媒体的信息发布的门槛很低，也欠缺新闻伦理的规范，常常会在近乎狂欢的网络围观中失控。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之后，在网友们上传的现场照片中，就充斥着爆炸地点散落的残骸、满是鲜血的伤者;而那名不幸遇难的中国女孩，在海外媒体对她的个人信息进行匿名保护时，中国的微博网友们依然很快就“挖”到了她的资料，并像参观景点一样涌向了她的社交网站页面。
社交媒体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各种舆论热点在这里迅速转换，让人应接不暇。就话语权而言，那些掌握话语资源的意见领袖们，左右着整个舆论场的话题，而他们的粉丝们则很容易被煽动，或者起哄。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每个人都可能因卷入话语的狂欢误伤无辜，也可能不期然就被话语狂欢误伤。
3月29日，曾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献唱的童星林妙可上传了一张抻拉面的照片，意外遭网友以粗俗的言论调侃。随后，林妙可微博出现一则义正词严的回应——“我们来这里安家就应该受到保护。对人身心、健康有害的言论就应根除，不准它在网络上生存，不准它污染网络空气。”这番话更加激起了网友们的围观热情，越来越多的网友或调侃或口诛笔伐，全然不顾她只是个14岁的未成年人。
而在诸如芦山地震这种公共事件中，舆论绑架是颇为常见的舆论暴力。吸取前几次灾难事件的教训，许多娱乐明星已自动将自己归入“不得不捐”的那一类人——因为哪位明星若被网友发现没有捐款，将引爆一系列的负面新闻。然而，别以为只要捐款就能“破财免灾”了，社交媒体中的事可没这么容易——如果沉默不发声会被网友骂无情不爱国，如果多说几句、多做点事又会被质疑借灾难炒作;即便已经捐出数额不小的善款，依然会被网友们拿去和更“慷慨”的人比较。
人们来到社交媒体平台，初衷一般是希望能在这里分享信息、拓展交际，但在一种狂欢式的议事氛围中，每个人都常常处于一种被舆论裹挟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用围观给别人施压，有的时候又成为他人围观的对象，社交变得不再轻松。
第四宗罪：虚拟社交，扭曲人际
社交媒体中的关系网并非全部都是虚拟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际网络重合。一些人曾以为，社交媒体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影响主要是正面影响，但美国知名企业培训公司Vital Smarts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推翻了这种猜测。报告称，社交媒体正让人变得越来越粗鲁，不少人都因在网上发生争执而交恶;很多在平时很好相处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却是另一番模样。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表明，过多参与社交媒体的活动，可能会损害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一个可以作为论据的事例，是某青岛媒体曾经描写过的一个场景：一位市民与弟弟妹妹去爷爷家吃饭，在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们说说话，但孩子们却一个个都抱着手机在玩，老人觉得受了冷落，愤然摔盘离席。
英国社会学家所做的一项调查，则更值得所有“拇指族”注意——facebook已成为1/3离婚夫妇的分手原因之一。检索媒体报道，因过分沉溺社交媒体而影响夫妻关系的案例，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由此可以看出，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原本就很模糊，而社交媒体完全有可能“侵犯”我们的现实交际。
去年底，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关注了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的“负效应”，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些新兴的交友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人际交往习惯。比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被广泛使用，“摇一摇”成为新的交友方式。这种不同于传统交友的交际模式，显著增加了人际交往中的随意性，但这种随意性可能会让人们付出代价，因为社交媒体中暗含着太多陷阱和风险。
无论我们是深度介入社交媒体的“微博控”、“微信控”，抑或只是社交媒体舆论场的“酱油党”，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而改变。这种改变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需要警惕的一面。如何让社交媒体激发出更多的“正能量”，如何将“负能量”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归根结底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更清醒的认识、更理性的选择。毕竟，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是社交媒体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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