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经过一个月的缓冲期，北京市“行人闯红灯罚款”政策得以落地， 对于不听劝阻、不服从纠正及带头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执勤交警将现场进行处罚。根据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统计，自4月开展专项整治以来，北京全市已经处罚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两万余起。
在另一个城市，这项政策已经升级。5月23日起，深圳市交管部门对行人与非机动车闯红灯乱象进行分档处罚，处罚金额最高可达100元。这并不是于法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早有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中国式过马路”成为街头一景，而罚款似乎总是最让群众敏感的一项。
“当前我们的机动化发展过快，但是交通文明并没有增强。”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政法系主任张柱庭指出，当代交通的硬件和软件本应相互匹配，但当前国人的交通文明意识却并未得到相应提高。他表示，闯红灯乱象难治理有着深层次原因，解决之道在于建立起交通文明，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
要罚款，先搞好基础设施
在北京处罚闯红灯的行人之前，交管部门详细制定了三项具体措施作基础，如完善交通设施标志、优化信号灯以及增设隔离护栏灯等。
为了让交通协管员在交通整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交管部门统一为交通协管员配备小旗、1200套耳麦式喊话器等。除了交管部门的统一规定，长椿街与宣武门西大街的交界路口处，交警和协管员还加以创新。5月8日，一位协管员的手边立了一块彩色指示牌，上面写着“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请遵守红绿灯”字样，十分醒目，“光说话不管用，我们就想了这么一个招儿，有这个牌子一搁在那儿，大家就自觉了。”
长椿街路口处一名王姓协管员用“少太多了”来形容交通乱象的变化，“闯红灯的主要是岁数大的，年轻人都还好，现在跟他们说一下，人家也就自觉地停下来了。”可对上岁数的人来说，闯红灯似乎是“不得已”的。今年63岁的李阿姨腿脚不灵便，每次都是刻意“等着红灯刚变绿灯的时候”过马路，但即使是这样，步履蹒跚的她也会被截在半路上。“绿灯的时间很短，还有拐弯的车。”李阿姨说，边走边看就慢了，慢了就只能等在马路中间了。
在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唐克双看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交叉口的信号配置方面可能还有优化的空间，另一方面是交叉口的几何设计方面存在问题，比如有些路口可能过大、过宽。
现在，在比较宽的路口，北京交管部门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将原有的一次过街形式改造为二次过街形式，即在路口中央位置设安全岛。如果绿灯持续时间不足以让行人通过马路，行人便可以在安全岛上等候，分两次通过。“我们注意到了房地产的开发，也注意到了拓宽马路，但是马路上的交通配套设施却跟不上。”张柱庭说，交通“立交化”本是减少横纵冲突的重要方法，但当前中国马路的“立交化”程度却很低，而立交桥和地下通道不够，就无法把人和车合理分流。
在新加坡，主要公交车站附近都设有带凉棚的过街天桥，老年人在过马路时，可以刷卡，让绿灯时间长一点。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红绿灯设置还没有这么智能，而很多行人都是对红灯的时间忍无可忍才一闯了事。
让人摸不透的红绿灯
尽管动了真格儿的，并为此改善了硬件设施，但行人“聚众过马路”的现象仍在继续。5月7日9时，在崇文门外大街与崇文门东大街交界路口处，红绿灯实在考验行人的耐性。
“红灯亮起，请靠后等待，过马路可走地铁通道。”一名女交通协管员通过喊话器指挥行人通行。起初，一众行人大都有秩序地在协管员身后等待。然而，由于红灯等待将近3分钟，中途便有行人趁着车流量略有减少，绕过协管员，径直穿过马路。这其中包括一位年轻的母亲，骑着电动车，车后座上坐着一个小男孩，行驶到一半的时候，由于车流量激增，她被滞留在马路中间，迟迟无法通行。
这个路口东西走向人行道上的红灯时间接近3分钟，而绿灯时间则并不一致，根据人流量的不同，绿灯持续时间从30秒到90秒之间不等。然而，红绿灯之间的变换却与倒计时有所出入，绿灯常常在倒计时尚未结束的时候便中途转成红灯。而此时，人行道上是络绎不绝的行人。此处一名值班交警说：“这个路段的交通灯由人工控制，当前南北方向的车流量过大，所以现在先放行南北方向的车流。”
如果是在没有交警和协管员的路口，行人过马路更显随意。在上班高峰期，很多人会在遵守信号灯和赶时间之间，选择后者。同济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教师倪颖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行人对红绿灯可忍受等待的时间约为70~90秒，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路口红灯的时长超过了这个限度，有的长达3分钟。唐克双认为，要优化信号配比，避免过长的信号周期，速度按行人的等待时间。
“我们现在过度依赖自动化，导致红灯等待时间过长，行人的守法成本太高了。”张柱庭认为，红绿灯应该要根据车的流量和人的流动规律进行弹性设置，“这就需要在前期的设计环节下大功夫，需要认真调研各个路段人流和车流的特点。”比如，有的路口的交通灯设有倒计时读秒设置，有的则没有。“快开始和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抢这个时间。”张柱庭说，这需要交管部门建立起评估机制，衡量相关利弊，综合各种因素再作决定。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协管员
“确实有罚款，但是罚得也不多。”一名协管员说，“一天我就只遇到一例，特别典型的，交警会把他拦下来，进行罚款。他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就给了钱赶紧走。”虽然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已经声明，将对“中国式过马路”严惩不贷。然而，偌大的北京城，数万个路口，对闯红灯乱象“零容忍”的初衷虽好，但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在走访中，各路口交通协管员均表示“力不从心”。
“对于闯红灯，我们顶多上前劝说一下，如果对方不听劝，我也不会有多说什么，遇到脾气不好的，甚至还会冲你开骂。”这名协管员说，罚是开始罚了，但行人闯红灯乱象并未减少。复兴路与军博西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处的一名协管员表示，罚款政策难以落实和人力不足有很大关系。
“我们没有执法权，不能对违规的人进行罚款，能做的只是进行劝说。”他说，只有交通警察对路人有罚款的权力，然而交警大部分时间并不在现场。交警一般只在早高峰时间来到路口维持秩序。“7点到8点左右，值班一个小时，会来两个交警。”他说，交警基本上只对机动车进行指挥，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常常不予理会。
在他看来，罚款“根本没有用”，“自觉的永远都自觉，不自觉的永远都不自觉，警察来了也没用，该闯红灯的还是照闯不误”。
“软措施”或能起到“硬作用”
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在2012年全市交通安全大会上称，全市机动车已于当年突破500万辆，且总量仍在不断增长。与此相比，社会交通文明程度的提升却慢了许多。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长君曾表示，欧美国家机动化经历了40年，行人安全意识也经历了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中国进入机动化才短短10多年，许多人并不适应这一变化。
这一点，从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现场砍罚款的视频中可见一斑。就在北京街头，一位骑车的大姐闯了红灯，交警要罚20元，这位大姐却执着地与交警软磨硬泡，砍价砍了几个来回，执勤民警无奈地说：“咱们这不是做生意”。
“车辆管理方面有登记制度，交管部门最终都能找到人。但是行人很分散，事后找不着人，这就使得行人有侥幸心理。”张柱庭称，对于行人闯红灯，确实存在监管上的难题。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执法不能是“运动式”，更应该重视日常监管。不能等到出了问题以后再集中管理，集中起来治理一次，当时效果好了，但是一放松，问题又出现了。”张柱庭认为，“运动式治理”容易造成“选择性执法”，其危害就在于培养了老百姓的“选择性守法”习惯，形成恶性循环。
张柱庭表示，提升社会交通文明程度，应该从小抓起。“虽然我们也有‘红灯停绿灯行’的教育，但是这个教育真正落实到现实意识上，仍然非常不够。”他说，我们的教育太呆板，应该用一些活生生的事例进行教育。
不过，用经济处罚手段来治理行人闯红灯现象会产生很多“次生”问题。比如，罚得太少，很多人不在乎，起不到该有的作用;罚得太多，又可能会激化矛盾。他说，进行经济处罚时，应该做到违法行为的程度与处罚的程度相适应，“这就要求法律法规应该有一个自由的裁量权，根据不同地区和案情的差异，分案治理。”
日前，深圳市交警局召开发布会介绍，5月23日起，行人闯红灯不但可能会面临最高100元的罚款，相关记录还要传到全国交通违法系统，不缴罚款将不能办理考驾照、过户等车驾业务。此举意在解决处罚标准过低、威慑力不够的问题。比如，以前处罚行人时，从来不记录其违法次数。但23日后，深圳交警会将每宗行人闯红灯的违法记录上传到交通违法系统，所有信息永久保存。
闯红灯将作为“信用记录”的一类，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这在国外也有先例可循。在德国，闯红灯的人除了会被罚款，还会信用受损，第二年的保险费用也会相应上涨。同时，各种贷款也会被因此缩短还款时间，银行或许还会提高闯红灯者的贷款利率，不允许分期付款、延期支付，甚至可能停止提供贷款。“在逐渐完善社保体系、医保体系的过程当中，如果能把行人闯红灯行为和这些挂钩的话，我想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唐克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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