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随着经济条件逐渐改善，国人整体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一些原先相对隐蔽的社会问题也渐渐凸显。诚信，便是一个既关系下一步发展的“基本建设”，又涉及对历史拨乱反正的深层次文化问题。
早在2002年3月，西安与成都之间发生了一桩归还密码箱风波，有人捡到一个密码箱，千里迢迢赶去归还，而失主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当年，以这一事件为由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力提倡“诚信”的高潮。
十几年过去了，全社会最大的道德缺陷还是缺乏诚信——各色骗子层出不穷，电信诈骗每年圈走数亿人民币。为防范不诚信，全社会支付巨大代价，如不敢去扶跌倒路边的老人、各种优惠都会被疑笑里藏刀、任何好意都先需要“自我证明”。2012年11月6日，110国道被大雪封堵，北京大榆树镇为滞留司机送去盒饭，竟遭拒绝，很多人不开车门，因为不相信会有免费盒饭。
诚信本是个基础性的常识问题，却要一本正经坐下来讨论，需要号召形成“全国风气”，且多年未见好转，不禁让人感慨良多，感受复杂。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听着“狼来了”的故事长大的，诚信教育深入人心，诚信标准已然确立。从历史传统来看，儒家学说以诚信为本，不仅强调以诚信立身，更强调以诚信行世。可是，有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中国，何以至今还需要全国老幼重新进行基础道德教育呢?社会道德为什么如此缺失?为什么我们普遍缺乏对他人的信任?这当然只能说明基础价值观念受到重大破坏，传统人文精神失传，社会诚信度走低。
诚信，成了当代文化建设必须垒砌的一块基石。
任何道德危机一定会引发公正危机。1994年第8期《中国农民》刊登“为什么应该排队乘车”，告知读者“一窝蜂挤抢上车、占座”不仅行为粗野，而且远不如排队公道，整体速度更快。当时，大家可能并没意识到这是“基础性缺失”。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引不起特别关注，更不容易产生由此及彼的挖掘探源。
形成当代诚信缺失的历史致因乃是反右和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重大价值错位，仍需我们今天支付欠息。有一件值得记述的经典事件。1992年，两位青年编辑去钱钟书家取一份校样，钱钟书对他们提出如下忠告：
一个人在与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捅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可能会作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为保护你而牺牲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钱钟书以高级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意识到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对社会得出了如此阴森可怕的认识。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人处世如此之累之危，实在苦不堪言。那个时期，还提出许多响彻云霄的高昂口号，如“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这些都是连圣人都做不到的“高标准、严要求”。如此这般，逼得人们只好玩虚的。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虚伪成为求生的“客观需要”。任何历史存在都会形成社会意识以及后滞性影响。因此，从史学角度，今天总是昨天的“人质”。
除了历史原因，当然也有近因。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全社会急功近利，形成“重工轻文”的价值趋向。为纠正“精神第一”，一下子又滑入“物质第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制假售假堂皇登场，假言假行见怪不怪，人文精神黯弱无光。
社会诚信度降低、人际关系淡漠、劳动效益势必受到损害。相互提防自然需要相互制约，手续繁杂必然影响效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能适应小生产操作，无法与国际化集约化高速化的商业运作相接轨。低层次的社会环境如同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如何与日益高速运转的世界经济接轨?
当然，既然全社会已关注到诚信危机，事实上也就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加入世贸后，中国必须与国际接轨，诚信已成为“客观需要”，这也是“入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较之单纯的提倡，客观需要的多元制约毕竟力量要强大得多。
提高全社会的诚信度，除了正面教育与提倡，最终必须落实为对“非诚信”的制约，“不愿为”终究需要“不敢为”的协助。唯有如此，诚信的价值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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