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在学校主修传播学的时候，2007年厦门爆发的群众“集体散步”反对PX的事件便是当时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也仿佛就是从那时起，新媒介赋予民众表达意愿的作用被广泛关注，高校传播系也掀起了一股研究新媒介与民意表达的高潮。时至今日，昆明又一次爆发了民众游行反对PX的事件，有关PX的各种消息通过网络、微博、微信、短信等几乎所有可能的渠道，迅速在社会上蔓延扩散。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新媒介为民意的发酵、聚集与爆发提供了充分发挥的舞台。
长久以来，政府在处理与媒介的关系之时总是将自身立于媒介的控制方的角色上，利用权力在个人、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均衡让大众媒介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政府组织发生关联，使其从属于政治机构并单方面传播政府的观点，缺乏媒介自主的创建和思考，也没有考虑公众的接受力度和效果，公众被大规模组织起来消极地依赖媒介。而随着新的媒介技术不断成熟，新媒介层出不穷，操作愈趋简化及运用范围不断扩大，以及社会公众民主力量的成长，使得公众也逐渐获得了较强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在这种变化之下，实际面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时，如果地方政府还是没能意识到要把重大决策信息告知公众，不重视公众的意见，不充分地征求社会各阶层的意见，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当多的公众对政府的一些劳民伤财的工程怨声载道，却在得不到有效排解的情况下人为地出现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
本期深度《PX项目“再认识”》将近几年中国国内各地因抗议PX项目建设爆发的民众“散步”、游行事件做了总结，希望通过对PX项目进行一番理性的“再认识”，不论是PX本身，还是政府的决策机制。而关于英尼斯所论证的，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原有信息传播系统，也打破了政府对有效传播渠道的控制，使得公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一专题中本刊特约记者南关前的文章《阳光决策消减街头政治》中便有所涉及。文章写到：“PX项目频繁引发公众事件，绝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拷问着政府决策机制。多年来，中国大陆沿袭的模式是，长官决策拍板，由地方最高首长或几个人关起门来商量上什么项目，没有像样的可行性论证，不听取民众意见，没有科学、民主、公开的决策过程。这是一种随意的、主观的决策机制。”
最近引起公众极度愤怒的一系列性侵女童案也使得要废除“嫖宿幼女罪”、严惩嫌犯的民意在网络上沸腾。河北大学教授王铁群和本刊特约撰稿人安锋都针对此事件写下了分析性的文章，其中安锋的文章《“嫖宿幼女罪”存废之争的背后》集中体现了汹涌的民意与专家意见之间的分歧，指出“网民意见与专家之间的分歧，不能仅从是否掌握法律知识的角度出发……罪名之争的背后，更多的是人们对幼女尤其是女学生受到来自职务、权力侵害恶象的忧虑甚至无奈，而这显然不是废除一个什么罪名、去按可能判处死刑的罪名论处可以解决的。”
而最近稍能抚慰民心的大抵要算是本期视线栏目所关注的——被热议的民意所期待的中央巡视组了。其之所以受到如此空前的关注，是因为人们对其抱有很强烈的反腐期待。换言之，人们愿意相信巡视组不是仅仅搞形式、走过场，而是敢于硬碰硬地认真履行反腐职能，直接深入基层发现反腐线索。
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而社会建设实际上应该是全民参与，只有公民都参与，才叫做社会建设。因此，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如何收集、汇集民意，如何充分发挥民意的作用便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施政技术和治理艺术。公众也只能期待中央政府能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民意，为民意的表达提供更多的舞台，真正做到“中和民意以安四乡”。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