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7日，车水马龙的厦门街头，一辆公交车突然爆炸起火，47位乘客丧生。经调查，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因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被当场烧死。厦门公交纵火案留给舆论留下深刻的思考：仇恨和愤怒的社会情绪如此普遍、离我们如此之近、危害如此之大。
纵观当今中国社会，愤怒和仇恨的情绪十分普遍：医生被砍、老师被打、记者被围攻、律师遭暴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2012年3月，哈尔滨一家医院的医生被砍身亡，愤怒的患者还砍伤了另外三名医生，有调查显示6成网民为此感到“高兴”;
2012年的反日游行中，无辜车辆被砸、被烧。在西安，一名情绪亢奋的示威者把丰田车主砸成重伤，车主头部颅骨砸穿;
2013年高考，湖北钟祥发生高考监考老师遭围堵的事件，愤怒的考生及家长认为监考过于严格，影响了学生成绩;
2013年6月13日晚，南宁交通事故引发群体事件，情绪激动的民众烧毁肇事车辆，掀翻警车;
2013年6月15日晚，中国足球队以1：5输给泰国队，大量情绪激动的球迷赛后围堵国足大巴;
人们总是很易怒，很容易群情激奋，并且这种愤怒有群体性特征，反映了群体仇恨的一个侧面：员工仇恨老板、学生仇恨老师、病人仇恨医生、国人仇恨外国“鬼子”。人们“仇官”、“仇富”、“仇外”，仇恨和愤怒的情绪蔓延社会的角角落落，“羡慕嫉妒恨”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愤怒与仇恨：国民性?时代性?
我们的直观感受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各种泄愤事件频发。那么，泄愤事件是中国独有的?还是当前时代特有的?
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有仇富和仇官的心理，这种仇恨的对象主要是贪官污吏和奸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虽有法规，但本质上是人治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存在很多不公平之处，人们由此产生了对权力和财富拥有者的仇恨。从这个意义来说，仇富、仇官都是与社会正义相关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对《水浒传》中绿林好汉杀富济贫的行为拍手称快。
在近现代，中国也经历了仇富、仇官的洗礼。在革命战争年代，“斗地主，分田地”自不必说，革命活动中打倒封建阶级、剥削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建立在强烈的仇富和仇官情绪之上的。其实，“革命”本身就是革掉富人、官员的命，把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把官员的权力分给民众。在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万元户”。社会“红眼病”也于这个时期出现，有人往养鸡专业户的鸡舍里投撒农药，有人把养鱼专业户的鱼塘掘开放水。
当前的仇富情绪有一定的时代性特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项长期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分化”。这是仇官和仇富的原因所在。正如“羡慕嫉妒恨”这句流行语所体现的，部分的仇恨源于羡慕和嫉妒。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说：“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作了它的俘虏，谁就要受到它的愚弄。”在当前中国，“羡慕嫉妒恨”是被糅合起来的综合情绪。首先，社会仇视心态的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人们仇视的是奸商和贪官，但近年来，仇视对象出现扩大化，开始指向“官员”和“富人”的整个群体。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 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称，群体性怨恨成为当前典型的社会心态;其次，网络与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使这种社会情绪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社会仇视心态的强度、烈度日益加强。《2011 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示，自媒体上的负面事件平均占总话题数的8成以上，微博和天涯论坛上，负面事件分别占据了75. 6% 和95. 8%，远高于其他传统媒体。当前，社会普遍的仇视与不满正在蔓延，弱势群体在抱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也在抱怨，如年轻公务员群体。
我们也应该看到，仇恨的社会情绪不是中国的特产，战乱地区自不必说，发达国家美国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纽约，试图占领华尔街，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社会安定的日本也出现了东京秋叶原街头杀人事件：2008年，25岁的日本男性因厌世情绪，在秋叶原街头疯狂砍人，造成7死10伤。
纵向看，虽然泄愤事件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原因，在古代和近现代都有仇官、仇富和仇外的仇恨情绪，只是在当前中国转型期，中国的愤怒与仇恨情绪显得较为普遍，泄愤事件也较为频发，呈现时代性特征;横向看，泄愤事件在全球范围都在发生，只不过中国近年来的泄愤事件呈多发、频发态势，并且与中国千年封建文化、人治文化和农耕文化有紧密联系，中国人的集体愤怒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根源，具有一定的国民性。
仇官：官之错?民之过?
2010 年10 月16 日晚，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新区门口撞倒两名女生，一死一伤。肇事司机在现场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经查，其父为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我爸是李刚”蹿红网络，成为年度网络最火流行语，也成为网络仇官的一个高潮。
2009年，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受到镇政府官员邓贵大的骚扰，出于自卫目的将其刺死，事件通过网络传播引发全国轰动。舆论出现一边倒的现象，网络上甚至出现了《烈女邓玉娇传》、《侠女邓玉娇传》和《生女当如邓玉娇》等大量赞美她的作品，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仇官”心态。
“仇官”情绪不单指向政府官员，还延伸到了所谓体制内人员，如警察、法官、教师、医生、红十字会等等。近年来，因仇官情绪引发的极端行为案件频发。2008年7月1日发生的“杨佳袭警案”中，杨佳因对巡逻民警的执法行为不认可，投诉无果而采取极端行为，导致6名警员死亡、5人受伤;2010年6月1日发生的“朱军杀害法官案”中，押钞护卫队长朱军因不满法院对其房产官司的执行，携带冲锋枪和手枪进入法院办公室，对法官进行疯狂扫射，造成3名法官死亡、3名法官受伤。随后，朱军举枪自杀。
仇官心态的背后，是部分官员以及官员家属胡作非为或贪污腐败，也有问题解决渠道不畅或民怨出口不畅。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不作为或乱作为，是仇官情绪蔓延的根本原因;同时，民众中的负面情绪、极端情绪得不到有效疏导和化解，也是产生仇官心态的重要原因。$nextpage$
仇官引发对公权力机关的仇恨，甚至触发群体性事件，威胁社会稳定。2013年6月13日晚，南宁发生一起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滋事事件，聚集者超千人。整个事件中，民众对假军牌车辆与执法民警怀有深刻的不信任，肇事车辆被点燃，多辆公安巡逻车、警车被砸或被推翻。简单的两车追尾交通事故，却演变成上千人砸车烧车的群体性事件，其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仇官”情绪。在因仇官情绪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参加的民众在开始时多有看客心态，围观、起哄、看热闹;随事态发展，会有一部分看客因盲从心态，挽袖加入，发泄心中的不满。此外，群体性事件还有期待改革等积极心态，我们应当看到，在环境保护、社会管理、收入分配等领域，一些群体性事件的确正在倒逼制度改革和创新。
仇富：太富?太爱炫富?
2013年6月，郭美美的奢华庆生派对在网上引发众怒。郭美美几乎成了“炫富”的代名词。
这是一个炫富的时代。郭美美并不孤独，炫富者大有人在：有人烧大把人民币点烟，有局长儿媳微博炫耀15万元名表、奢侈品一大堆。在交通事故中，只要出现宝马、保时捷等字样，就会格外吸引眼球。年轻人挂在嘴边的“高富帅”、“白富美”等新词，共同的要素就是“富”。
这是一个“仇富”的时代。近年来，绑架、抢劫、杀害富人的事件频发，不少网民却对此拍手称快。如山西、甘肃、福建等地发生的老板被害事件。在其他案件中，也出现了举国讨伐富人的现象。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发生的药家鑫案。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其死亡。案发后，网上出现药家鑫是“富二代”的言论，于是网络舆论群情激奋，药家鑫顿时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举国讨伐的对象，其父大喊：“不能因为被曝是富二代就重判”。事后证实，药家鑫算不上富二代，其所购手机为按揭购买，所驾车辆也很普通。
人们看似在“仇富”，其实是仇“不公”。一些富人的财富来源不合理，公众普遍的疑问是：“富人的钱，赚得干净吗?”仇富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的财富分配制度出了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一些靠诚实打拼和经营而积累巨额财富的人一般不会成为“仇富”的对象。马云、李彦宏、张朝阳等新时期创业者都拥有巨额财富，但社会上很少有对他们的“仇恨”，相反，很多人把他们视为创业的导师、人生的榜样。人们仇恨的，是通过权力腐败、非法渠道攫取财富的人。
还有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仇富”和“仇官”的指向出现同质化趋势。陕西神木“房姐”有富人和银行官员的双重身份;李天一无证驾宝马车并打人，遭网民讨伐，其父李双江有明显的官方背景;浙江三门县药监局局长的儿媳“微博炫富”被质疑，网友更多地是在批判这位局长的儿子吃空饷;深圳市宝安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麦启锐的儿子和儿媳，在微博炫耀保时捷、奥迪Q7、宝马、奔驰等多辆豪车，网友大声质疑背后可疑的腐败行为——人们“仇富”的同时，也在“仇官”。
仇富的背景，是富人的过度炫富，财富来源不合理以及为富不仁和国人爱面子、爱炫耀的陋习。这种陋习古已有之，西晋就有王恺、石崇斗富的故事。富豪王恺和石崇争相炫富，用蜡烛当柴火烧，家门前铺设四五十里长的彩色绸缎，攀比炫耀珊瑚树，成为流传千年的故事，奢靡成风也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太富没关系，太爱炫富就有问题了。
仇外：谁在妖魔化谁?
北京奥运会前，外媒高度关注北京空气污染。在偏爱负面新闻的新闻价值观的指导下，这些国外媒体普遍报道“需要戴口罩参加北京奥运会”，“北京空气不适宜马拉松比赛”。当时，中国官方媒体高调反驳，认为“北京空气污染是个伪命题”，“北京空气质量不影响健康”等。外媒对北京空气的报道，一度成为“妖魔化中国”的最好例证。
十八大后中国党和政府的表现更加自信、有底气。如在空气污染、雾霾等问题上，管理部门和媒体都不回避问题，坦然面对，积极解决。外媒对雾霾关注很多，只要是基于事实的报道，中国现在并不认为其是在“妖魔化”中国。
再看一下相反的视角。前不久，人民网推出“无德无信美国人”专栏，旨在“帮助大家全面认识美国和美国人”。专栏讲述了一名纽约锁匠开锁要价近800美元、一家工资代发公司窃取资金等美国人的劣迹。专栏推出后，引发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单凭几个个案，远远不能证明2亿美国人的德与信，是典型的“妖魔化美国”行为。
其实，中国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妖魔化”活动源远流长。战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自不必说，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很多“妖魔化”外国的行为。很多“妖魔化”活动是服务执政大局的，宣扬这些国家政权之恶毒、人民生活之困苦，反衬中国政府之亲民、人民生活之幸福。反美帝反苏修的大型活动在文革时期达到巅峰，甚至有人将“仇外”与“爱国”画上等号。至今，中国还经常爆发反美、反日游行，愤怒的示威者砸毁日本车，抢烧日本商场。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海啸灾难后，不少中国人在网上大叫“活该”;美国遭遇飓风袭击，也有一些中国网民“叫好”。
值得注意的是，仇外和仇富的指向也有一定的重叠。反日游行中砸车的行为，既是仇外行为，同时也是仇富行为。很多愤怒的游行者并不知情势大局，只是借机趁乱发泄心中不满——平时看到好车就心里不平衡，在几近“匿名”的反日游行中，终于找到机会，当然要狠狠地砸一砸，以发泄不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生活、工作、学习，在华常住的外籍人口接近60万，中国人与他们爆发正面冲突的机会明显增多。在近代被侵略的屈辱记忆影响下，外国人在中国的问题往往受到极大关注。2012年5月，一名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猥亵一名中国女孩，被中国小伙制止并暴打，“制止”是理性的，“暴打”却是非理性的，网民还是对中国小伙的举动一致“叫好”。
仇外情绪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来对战乱的记忆、1840年以来被侵略的屈辱历史以及当前中国在一定范围内给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外族入侵不断上演，民族矛盾反复激化，抵御、排斥和仇恨已经深入骨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轮番欺辱，耻辱的历史记忆让国人的仇外情绪更加义愤填膺;仇外同时又在媚外，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得到格外关照，日本人在武汉丢了自行车后3天就破案，引发民众不满。
愤怒与仇恨，是两只张牙舞爪的幽灵，游荡在中国上空，游荡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愤怒的中国人，期待的是权力分配、财富分配和国际秩序方面的公平、正义。唯有理性、平和的阳光，才能驱散愤怒与仇恨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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