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热播的电影《小时代》导演郭敬明幼稚浅薄、沽名钓誉。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时代》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一上映便拿下了不俗的票房，两日破亿，追平了国际大片《钢铁侠3》和《变形金刚3》的纪录。《小时代》的低俗甚至惊动了美国媒体，被狠批“迎合男权丑化女性”。比票房更让人瞩目的，是它遭致的争议。社会对它的议论，逐步变成了对一种对传播何样价值观的争论。
许多批评者担心郭敬明电影及小说中所传播的价值观会对年轻人造成不良影响，但其实他们多虑了。社会如此多元，并非因为郭敬明是80后，他的观念行为就一定是整个80后的标杆。恰恰是郭敬明这种“非主流”的价值观，让我们看到了现在一些青少年对物质的迷恋态度、对成功的迫切渴望。这种迷恋和渴望不会去喊那些在80年代的旧墙上粉刷的假大空口号，它们让整个社会看到更真实的人心，即使这些“真实”让人感觉不那么舒服。
明星需要曝光率，观众需要新鲜感，电视台需要收视率，这原本是3个正向关系。但过度关注观众需求，求新、求变、求异，是否会令“创新”变形?从福建东南台于1998年元月开播的《银河之星大擂台》初次引进草根擂台赛，到2004年湖南台的《超级女声》，中国电视媒体掀开了娱乐真人秀节目的新篇章。2012年从“好声音”四大导师转椅子抢学员，到2013年“我是歌手”专业PK和明星跳水节目，随之而来的无序竞争导致盲目跟风，各地选秀节目风起云涌，使得娱乐真人秀节目泛滥成灾，恶搞、苦情、炒作成了这类节目的收视法宝，为了追求收视率不顾道德底线，怎么吸引眼球怎么玩。
收视率至死
无独有偶，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美国一电视频道将推出两款名为《赤裸求生》和《赤裸与恐惧》的真人秀节目。显而易见，这两台真人秀节目卖点表面是荒岛求生，但裸露的场景似乎更像是制片人的“杀手锏”。
综合媒体报道，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张文娟认为，“收视率”长期以来一直是电视娱乐节目的“上帝”，尤其在国外，他们的节目创意很多已突破了应有的“底线”。但国外这些节目大多数是商业频道依靠剑走偏锋来吸引观众。中国则恰恰相反，综艺节目最主要的播出平台是各大卫视。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副教授张龙认为，要兼顾商业和公共属性是中国电视台面临的尴尬境地。与其花时间让一档节目面面俱到，不如期待电视制作方能够制作出更加多元的节目提供给老百姓，形成一种总体上的平衡。“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弹性尺度的把握实在很难。”
张龙认为，消费明星，让明星完成完全非专业工作的节目在国外早已有之，但跳水节目在吸引众多关注度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专业人士认为，虽然引进版权并努力拷贝不走样，但两档中国版明星跳水节目在制作水准上距原版相差甚远，被网友吐槽审美不成变审丑。
据广电总局推出“限娱令”已有一段时间，一些制作人为了收视率和博眼球，将严肃的历史抗战剧变成“雷剧”、“神剧”，广电总局不得不出手整治，过度娱乐化的抗日题材剧受到限制。“一个阶段以来出现的个别创作态度不严肃，胡编滥造，不尊重历史，以过度娱乐化的形态表现抗战题材的创作，是需要予以纠正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副司长王卫平表示。
有些编剧为了博眼球、涨收视，“手撕鬼子”、“捏鬼子脑袋跟捏西瓜似的”、“抗战英雄射箭都能拐弯”，甚至年轻俊美的尼姑上战场杀敌等镜头充斥在抗战剧中，着实把观众雷得里焦外嫩，中华民族历史里如此深痛的战争灾难被扭曲、被娱乐，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胡编乱造、凭空想象、美女登场、移花接木，这些都是新一代编剧和导演的混世之宝。抗日剧已经神乎其神，而且越来越粗制滥造。只要有钱赚，不管是否真实、严肃。本来历史剧应该贴近现实，是为了让观众能够真正了解历史，现在却被拍成了科幻片，那些抗日奇侠简直成了超人。简直把历史当儿戏，抗日剧庸俗、娱乐化越来越严重。
雷人抗战剧是商业的功利化与庸俗化、编剧导演的快餐化创作方式、广电总局僵化狭隘的审查制度，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在狭隘的审查制度之下，中国的影视文化创作余地很少了，抗战题材实在是讨巧，既可以表现战争场面，又可以穿插军旅爱情，弘扬爱国主义，使观众产生共鸣，所以这种题材深受制片方的偏爱。
娱乐化浪潮下也可产生优秀作品
据辽宁日报报道，娱乐化是当今中国电影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一方面，它是满足大众需求的一个有效凭借，是最大限度实现商业价值的催化剂，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电影市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电影遭遇各种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舆论将电影质量的每况愈下归咎于日渐加剧的娱乐化倾向，担忧那些具有高度娱乐性却失去了艺术性的作品将危及整个文化发展。
有观点认为，娱乐是电影的重要功能，中国电影的娱乐属性还远远没有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也有观点认为，娱乐化会造成追求感官刺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等现象，进一步消解文化的严肃性。这两种观点各有合理之处，目前来看，有关电影娱乐化的争论还远没有取得共识。站在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娱乐化正在深刻影响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
电影生产与流通的现象纷繁复杂，不能用单一视角去判定，要站在大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人们对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认知，较为单一，缺乏深度。面对生存压力，人们希望寻求解压和放松，这便造就了大部分观众的观影诉求。
其实，不管是欧美电影，还是日韩电影，其娱乐化程度都远远高于中国电影，不能简单地将娱乐化视为阻碍电影健康发展的洪水猛兽。真正令人感到忧虑的是，中国电影的娱乐化缺乏节制、缺乏专业性、缺乏原创力，更缺乏使娱乐深刻化的能力。
中国电影目前最缺乏的是专业性，能够对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对故事题材拿捏有度的优秀导演实在少之又少。娱乐也应有多维丰富的视角，如何引导观众的多维视角，不使他们被搞笑娱乐遮蔽原本丰富的感受力，应是电影人和评论者的职责与追求。
娱乐浪潮下并非不能诞生优秀的艺术作品，重要的是如何拿捏一个“度”，如何找到平衡点，这是当下对中国艺术工作者的素质和智慧的最大考验。青年评论家牛寒婷认为，对当下“娱乐”之“疯狂”不必过于悲观，在娱乐化进程中，应当有意识地追求具有深度的诉求。一些优秀的中国导演正在努力寻找平衡艺术性和商业性的路径，并做出了很多尝试，也收获了不错的成绩。比如著名导演王家卫，其作品《一代宗师》以如此不通俗的内容在内地拿到了3亿多的票房，相当不容易。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这部电影依然是典型的王家卫风格，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审美追求。
可怕的是耐心已死、创意已死
新快报评论文章称，仅2013年全国各大卫视纷纷列出了至少30多项节目模式引进计划，最近火爆流行的“中国好××”背后无一例外都有“拿来主义”的影子。现在很多成功的节目都是引进国外的节目模式，而中国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却无法制作出原创的好节目。
著名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朱大可认为，中国电视台的现有机制注定了制片人和编导没有试错的空间。一个成功的节目类型，需要一段时间的反复打磨、修改和完善，但电视台通常会以收视率来决定节目的生死，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的收视率，节目就会被迅速拿下。
其关键原因是电视台的收视率制度，急功近利的心态窒息了原创精神。当然，这种赢利焦虑综合症是蔓延整个中国的疾病。在这样的病态化语境中，任何原创性活动都变得十分可笑，因为它将耗费大量精力、时间和金钱。只有“山寨”才是最节省资源和谋取利润的捷径。
再者，中国的受众太“宽容”了，他们不期待把电视作为一种精神需求的来源，而只是消遣。所以中国的电视台没有动力去发挥智力做出好的原创节目，因为对收视率的维持并不需要创造。电视台随便搞一搞就能满足大众口味了，这不是一场关于智力的竞赛，而是劣币在驱逐良币。
如果我们期待李安的出现，就不能不提及养夫6年的李安夫人的“眼光”与“耐心”，如果我们期待有云门舞集(台湾现代舞蹈表演团体)那样的艺术沉淀，就不能不关注民间力量对文化事业的合力支持。要短期效应还是等待“长期生产”的愿景实现?这是一个社会有无文化良心的重要指标。现在面临的不是我们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源不足以支撑文化及艺术发展，而是创造力与投资者相互走丢了的问题。当社会资源向权力主导的伪创造力倾斜时，必然的，那些潜在的创造力就不会被发现和激发出来，它们会受到遏制和压抑。
富有鉴赏力的人到哪里去了?难道我们缺乏欣赏高雅与原创力的土壤?恐怕也不是。真正的文化精英可能在大众狂欢的挤压下，日渐边缘化了。当我们的媒体90%服务于俗文化时，那么，掌握话语权的就是流行文化及其受众。所谓的精英文化日渐萧条乃至知识分子丧失立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国外的专栏作家、电视上的意见领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对大众舆论的媚俗倾向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这批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受众旷日持久的考验，因而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公信力。他们属于公共领域的“长期生产循环”的一部分，由此得以与点击率、收视率保持了相对的距离，因为他们需要对自己数十年的公信力负责，而不是为收视率负责。
而中国的这部分人似乎由于陷入了“短期投机心理”而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娱乐至死从来不是可怕的事，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心理需求，可怕的是耐心已死、创意已死、能说话的人已死。
(编辑组稿/毕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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