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城管狂踹商户头部，湖南城管秤砣砸死瓜农(官方公布其死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编者注)……近期，一起起暴力执法事件相继上演，将饱受争议的城管再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城管的废存之争。
肆意的嘈笑，畅快淋漓的口诛笔伐，人们在尽情渲泻内心某种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时，似乎忘了城管本身也是弱势群体，他们的遭际和彷徨，亦是这个时代的伤痕。只是他们弱小的声音，被底层社会矛盾的巨大喧嚣声所湮没。在没有解决“城市的主体是谁”、“城市是为了漂亮还是更宜居”等问题之前，有关城管的争议未有穷期。
充当“肉盾”的低收入者
每每从媒体上读到各地城管“阅兵”的消息，不免令人哑然失笑。不管你相不相信，城管已成为地方政府动用最方便的一支半军事化队伍，各地的城管堪称地方行政首长招之即来的“别动队”。
只是这支“别动队”打交道的主要人群是社会最底层群体——从乡下推着车进城售卖各种农产品的农民，跳蚤市场的再就业者等。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打上了主政者鲜明的烙印，一哄而上的要做“国际化大都市”的结果是，注重面子工程，城市的外表、标志性地段无比光鲜，而城市的下水道、各种便民措施或缺失，或脆弱不堪。对城市建设、城市功能认识缺乏理性回归。
城乡二元户籍的藩篱正在打破，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落差仍然巨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寻找他们的梦想。一部推车，一车从批发市场倒腾来的货品，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当他们一身黑汗、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富丽堂皇的城市时，维护城市形象的主政者难免要“去污”。一个要劝离，一个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坚韧顽强地留住。这几乎成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生存的尊严和管理的刚性发生碰撞，言语冲突乃至暴力冲突都无法避免。
现实中，城管还被调度参与各种危难凶险之事，强制拆迁、征地等矛盾麇集的领地，城管也被强制“冲锋”。
“城管来了!”小商小贩推车狂奔的情形，许多人都从网络上看过相关视频，也被大众情绪裹挟着参与对城管的鞑伐。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城管代表政府，对弱者天然的同情，让大众对城管产生恶感。
“我们只是政府出钱雇了一帮挨打挨骂的!”一些城管队员私下感叹。的确，人们因为同情心只看到了弱小商贩可怜的一面，没有关注到城管巨大的职业风险。在文明执法的要求下，城管的日常执法几乎令他们成为一道肉盾。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分队长李志强在对无照商贩崔英杰查处时，遭遇暴力抗法，被刺中颈部而死。其后，崔英杰被判死缓，这一结果被法学界称为“尴尬的正义”。媒体一边倒地同情崔英杰，网络上有人将其描述为“抗暴英雄”，鲜有人关注到李志强，这个同样来自底层的人，他的家庭发生了怎样的不幸。
可叹的是，鲜活的生命并未唤起人们对制度的全面反思和修正，这样“尴尬的正义”频繁地在我们身边上演。湖北、内蒙古等地，相继发生了城管队员被杀事件。在网易论坛上，一篇“大好消息，城管被杀了”引人注目，在青青岛社区等网络，“关于城管被杀：很抱歉我没有同情”的帖子也被广泛转发。
以暴易暴换不来公平，被推上矛盾一线的城管队员，大多数也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拿着最低的薪水，干着最危险的活儿。”城管队员们常以此自嘲。在庞大的城管队伍群体中，只有极少数有编制的队员参照公务员管理，领着与公务员相当的薪水，绝大多数是“协管员”，他们没有编制，薪酬微薄，每月所得与餐厅服务员相当。而一旦发生公共事件，“临时工”们往往成为替罪羊。
讳莫如深的职业
工作的压力，生存的艰辛，无时不在的危险，并没有给城管带来些许鲜花和掌声，反而是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全面污名化和妖魔化。小贩与城管，在一起起公共事件中，城管打人，总能激起众人无边的义愤，而城管被打反而会被一些人喝倒彩。
“不可否认，由于门槛低、薪酬低，城管队伍难以源源不断地获得高素质新鲜血液补充，执法中，有少数人确实存在易怒、言行粗暴，或者是权力寻租、欺压摊贩等现象，但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城市的美好尽心尽力。可惜，目前的社会情绪，人们看不到我们的努力，都抱着看笑话的态度等我们出丑，城管成了舆论场上的过街老鼠。”南方某市一位从业20余年的资深城管说。
不利的周边环境，让许多城管人员忍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讳莫如深。非工作日里，他们穿着便服，深居简出，除了妻子，亲朋好友也不知道他们的职业。
“因为父亲是城管，孩子在校经常遭小朋友嘲笑，产生自卑心理。”这样的新闻像周而复始的节日一样，出现在大众媒体上。那些对城管刻板的印象深植于孩子的脑海中。曾经有学者前往打工子弟学校调研，询问孩子们的理想，一位小女孩怯生生地说：“我要好好读书，长大后当城管。”当问及为何要当城管时，小女孩回答：“我当城管，在街上碰到妈妈的菜摊时，可以慢慢追，慢慢撵!”孩子们都哄笑起来，有人发出鄙夷的吼叫。
在这种妖魔化的困境中，城管队员的婚恋也出现难题。一位女网友在网络上发帖一篇，引来网友的疯狂灌水，这篇《我男友是李村的城管，今天向我求婚了，我嫁不嫁?》的帖子称，她和男朋友相恋7年了，近来男友向他求婚，但男友的城管身份让她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她怕的是“背地被同事戏称土匪的压寨夫人”，而且身为高中教师的父母也反对女儿嫁给城管，认为城管的口碑差。网友们回复的神帖，大有让城管断子绝孙之意。
在网络上，小贩们形容城管的到来如同鬼子进村，现实生活中，“作威作福”的城管又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呢?年近5旬的昆明市五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局长乔兵曾经现身说法，“见到我老婆的朋友，我都不敢说自己是城管。”更让乔兵担心的是，一些摊贩被查处后，会盯上执法人员，家住哪个小区哪栋楼、门牌号都弄得一清二楚。有一段时间，乔兵在天黑之前不敢和老婆、孩子一起出门，就怕摊贩们来报复。
动辄得咎
对城管们来说，日常生活和工作就是如此，再大的委屈，打掉牙也要往肚里咽。一份营生的活计埋藏着要命的风险。近一段时间以来，最纠结的莫过于武汉城管了，行业之惑，可见一斑。
这个曾倡导柔性执法的城管局一度陷入舆论漩涡，该局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摊着手说：“你们让我们怎么做?有好的办法，我们奖励一万元。”
“用眼神执法”、“送玫瑰执法”、“卖萌执法”、“举牌执法”……之前，武汉城管的一系列创新举措都为媒体津津乐道，当然，也收获了众多质疑声，有人指责这些尝试是在“作秀”。
比如，该局一路执法人员在巡察时，有一位摊贩屡获警告后，依然故我。执法人员最终决定暂扣其摊车，在推走小贩摊车瞬间，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小贩当场给执法人员跪下，请求归还其物品，执法人员也当即跪在了地上，对小贩说：“有什么事可以站起来说，你跪着，我也只能陪你跪着。”就这样，两人在地上“对跪”1分多钟。这张互跪图片出现在媒体上后，两种不同的声音在网络上互搏，一种认为，城管和摊贩都不容易，应相互理解，还有一种声音指城管作秀。不过，舆论的风暴眼过后，城管队员发现，那名摊贩仍旧在繁华路段占道经营。
真正让武汉城管陷入欲辩无力泥潭的还是最近发生的“城管白天执法晚上练摊”事件。有摊贩向当地媒体报料说，武汉洪山区两名城管队员白天执法，晚上练摊。消息一出，舆论炸开了锅，有人说城管知法犯法，也有人同情城管队员收入微薄。城管局的公开回应却让这件事情峰回路转，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两名拣摊的队员是经过局领导同意的体验式拣摊，目的是换位思考，深入了解摊贩后，对改进今后的执法工作提出建议。
这样的“乌龙”令公众始料未及，原以为改进工作说会招致赞扬，武汉城管却接连吃了媒体一通板砖。认为其自我炒作，“演戏给谁看”的质疑声一片。当地晚报刊文说，《城市管理要“实力”而非“演技”》，奉劝本地城管：“做些更实在的工作，应该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吧。”同样质疑其作秀的还有外地一家党报，称其“管理思维不转变，城管‘卧底’也徒劳”。
这些说法让城管局新闻发言人有些为难，他大倒苦水说，“如果按照规定强行执法，市民与城管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有人会说，城管又在打人、又在粗暴执法，如果我们采取柔性执法，有人又会说我们‘作秀’，那么城管执法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很为难!”
行政法学者指出，目前多地城管都面临武汉城管的困境，他们有改善自我形象的迫切需要，但却没有获得相对宽松从容的环境。
"没娘"的孩子
城管成为社会负面情绪洼地，一定程度上是和城管的权力边界模糊有关。
城管的职责范围到底是什么?国务院法制局在《关于在北京市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中确定城管的职权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的违法违章建设、市容管理中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建筑物、工商无照商贩、城市绿化、道路交通侵占道路、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区两级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城管7+X职能范围。
事实上，城管的权力边界早已超出。作为使用最顺手的一支“别动队”，往往是地方领导拍脑袋让干什么，城管就干什么。近些年来，城管职能无序扩张，囊括了市容环境、市政管理、环境保护、施工现场、节水、城区防汛等许多领域，甚至居民家的大事小情也能管。有些地方认为，凡与城市有关的执法活动都应当让城管去管。
一方面职能无限多，疲于奔命;另一方面人手有限，“协管员”充斥第一线。按照2008年生效的住建部《城镇市容环境卫生劳动定额》，其中规定“市容环境卫生监察、执法人员的定员数按城市人口的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配备。而各地不仅达不到这一数字，大量“临时工”无法获得编制，只能获得与付出不成比例的微薄薪水。
行政专家认为，并非地方政府养不起城管，“编办”在决定分配编制时，往往要寻找各种“依据”，而城管在中央没有主管机构，找不到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朝中无人”的结果是，城管编制大量短缺，有名无分的协管员被推上了执法一线。
作为地方行政首长任意使唤的一只手，权力无限大，缺少法律的行业规范，而它本身却是一个“没妈的孩子”。“你们让我们怎么办?”城管局长无奈的悲叹，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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