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超又回到三重门把守的精神病医院病房，恢复了没有自由的生活。他依然记挂着家里，依然盼望着家人能来看他。但他也明白，这都是奢望。“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他说。
7月5日那天，这个在广西藤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住了5年的老病人，带头“越狱”，酿成一起“飞越疯人院”事件。这场戏剧化的经历，很快被淹没了。然而精神病患者制造的更刺激社会神经的事件，在黄自超之外的世界里，相继上演：
7月17日，北京朝阳区大悦城东侧，一名男子将两名行人砍死;
7月22日，北京马连道，一名男子自超市购买菜刀后，挥刀砍人，3人受伤，1人死亡;
7月23日，广西东兴市计生局，一名男子闯入，砍死2人，砍伤4人;同一天，四川宜宾，一名男子上班途中突然发狂，砍伤3名路人;
7月29日，深圳罗湖区，一名男子冲进一家小吃店，抢刀，砍人，造成3死5伤。
在警方事后的通报中，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精神病史。这个几乎被社会遗忘的群体，最终以此种惨烈的方式引发人们关注。他们何以至此?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近1600万的精神病患群体?
进不去的医院
广西“飞跃疯人院”事件发生后，医院方面很快承认，逃跑事件与医院环境差、医护条件不足有关。这并非虚言。据院方介绍，该院精神科目前仅有38名医护人员，但是住院病人已经达到300人。这还只是该县17个乡镇及周边地区精神病患者的一小部分。藤县卫生部门经过入户调查统计，该县共有3362个在册管理的精神病人，其中达到重症管理的病人有2739个。这也意味着，在该县，大部分精神病患者无法得到很好的医治。医院里的黄自超想出来，外面许多精神病患者却想进去。
这不过是中国精神病患者医治系统的一个缩影。过去几十年里，从政治运动的高压，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之后经济和个人发展的压力，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精神状态，持续处于紧绷状态，精神类疾病的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精神病患者1亿人，重症患者超过1600万。但与此相伴的是，精神科床位只有22.8万张，平均每1万人有1.7张床位。跟世界平均水平的4.3张对比，GDP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显然在这方面落在了后面。更甚者，这些医疗资源大多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许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地级市没有一家精神病医疗机构。
缺钱，是主要的问题。一般而言，在精神卫生防治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精神卫生投入能占到卫生总投入的20%，而中国则只占1%。以广州为例，据卫生部门测算，要解决该省精神病人看病问题，需要投入30亿元，但实际上每年只有1500万元。在广东肇庆的一家医院里，30平方米的病房里塞下了10张床位，一些床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配置，锈迹斑斑。房间条件简陋，只有一台吊扇，晚上天热，一些病人受不了，宁可躺在走廊里睡。
另一方面，是医疗资源被基层政府扭曲滥用、配置错位的现实。一些上访者被基层政府以精神病的名义关进医院，“被精神病”，成了过去几年里与精神病医院结合最紧密的词汇。这些健康正常的人，又被迫挤压了原本就已经稀缺的精神病医疗资源。直到今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确定了精神障碍者治疗自愿原则，才从法律层面上结束了“被精神病”的局面。但财政上的投入，单靠一部法律是无法解决的。
回不去的家
黄自超很想自己的儿子。他在广西藤县这家医院里已经住了5年了，可是他的父母、孩子一次也没来看过他。他们恨他5年前发病，挥刀砍死了妻子，让一个原本正常的家庭就此支离破碎。与恨相比，人们更怕他。依照社会传统的眼光，黄自超的暴力倾向让人们担忧。他的父母说，即便他们想让儿子回家，村里乡邻也不会答应。
黄自超的经历并非个案。大部分精神病院里都会有这样的病人：他们有家，却回不去，即便治疗过程已经结束，但依然只能待在深院高墙内，没有自由。即便在北上广这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有此遭遇的精神病患者都不在少数。今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对300名住院病患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150人符合出院条件。但召开家属座谈会时，却遭到了家属的集体反对。据称，该院住院时间最长的病患已经在这里待了20年。
事实上，精神病是可以治疗的疾病。一般病人治疗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回归社会，最长的也不应该超过9个月。据肇庆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谢汪传介绍，精神病人在接受医院的规范治疗后，一般都可康复。回家后，只要坚持服药，病情都会得到控制。谢汪传已经在精神科从业23年，见过太多有家不能回的精神病患者。他说，和病患家属沟通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把他送回来，你们要是将他送回村里，我们就把他杀死!”
即便没有被“杀死”，许多精神病患者回到家中的生活也只能用“凄惨”来形容。或出于精力有限，或出于对精神病人的厌恶，许多病患被家属关进笼子里，一直囚禁。据《新京报》报道，单以河北省为例，被关在笼中的精神病患就达到10万人。
污名化的代价
几乎每一个在一线工作的精神病医护人员，都能感受到社会对精神病患的歧视态度。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的王勇健对此印象深刻：“公众对精神病患者的刻板印象是，智能低下，头发蓬乱，仪表不整，行为古怪、冲动或孤僻、退缩，性格脆弱，工作能力差，具有一定危险性或暴力倾向。”受此印象影响，包括病患家属在内的社会公众，常常对这个群体感到生气、害怕，极力回避，甚至有一种敌对的态度。
这种情况并非最近才出现。1963年，社会学家艾文·戈夫曼最先提出了精神病人被污名化的概念，并认为，社会对精神病患的歧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源于过去医疗水平不能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支撑，只能任由他们以发病状态出现在社会上。长久以往，便形成这种污名化的刻板印象。
这种污名化对精神病人的康复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精神病患及其家人都有很深的耻辱感，他们深知精神病是一种“丢人”的疾病，因而不愿对外透露，更不愿去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突然发病，甚至造成重大社会危害时，病患才被送到精神病治疗机构。即便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救治，这种歧视也阻碍了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道路。许多人一旦被发现患病，就成为被社会驱逐的目标——被高墙围绕的医院，就是他们最后的流放地。这些病人身在其中，从此与社会脱节。据精神病学专家介绍，社会的歧视和压力很可能会让一些已经治愈的病患复发。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屡屡发生的精神病人伤害社会的行为，也是由社会对他们的敌视所造成的。
黄自超在医院里待了5年，算是时间较短的了。当他离开医院，准备回家去看一眼父母和儿子时，却发现过去的5年里飞速发展的藤县已经面貌全非。在这个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最好的治疗
就在社会学家艾文·戈夫曼提出社会对精神病人污名化的那一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对精神病人影响深远的事件。肯尼迪政府决定，将医院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转移至社区，希望其能够接受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为此，联邦政府大量拨款，以推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法案”能够有效实施。该法案中特别强调，精神分裂症病患在6个月内可被治疗，应将机构中所收留的病患放回社区之中。这是美国“去机构化”运动的开始。
这种模式目前在西方国家和地区已经非常流行，其实质就是让病人尽早回归社会，而非圈在精神病医院。这种做法会给精神病患者更多的尊重，也更有利于他们康复并最终回归社会。近几年来，中国也在努力尝试这种做法。在北上广等发达城市，已经陆续有社区康复机构建立起来。北京市卫生局明确表示：“下一步，本市精神卫生工作重心将逐渐向健全精神疾病护理康复体系转移。”
长期研究精神病人康复的姚贵忠曾对媒体解释，病人必须回归社会，在正常的环境下康复，在专业人士和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社会功能。能不住院就不住院，甚至也不必让家属长期照顾，在症状没有发作的时候，他仍然有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和权利。这不仅仅是保护患者人权，也是保护家属的人权。
这种康复医疗其实是政府主导的医院与社会资源共同运行的产物。但在社会偏见和对精神病人污名化并未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尝试推行起来也很艰难。据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介绍，许多家属认为，这种社区康复模式处于半自由状态，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出了事情，不知该由谁来负责。
而更大的问题是，在精神病治疗资源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再推行社区康复机构的建设，政府财政更显捉襟见肘。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曾接受过政府拨付的一笔专项经费，用于组织精神病患学习超市购物技能。但在2007年，经费停拨，这个康复项目也就此搁置了。“无人、无钱、无场地，我们现在是三无状态。”一位社区工作者说。而在如广西藤县这样偏远、稍显落后的地区，实施社区康复概念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就更大了。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继续把黄自超们关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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