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数名法官被一名手持摄像机的商人扳倒，参与角力的当然不只是这正反双方，第三方是作为仲裁者的更高权力，但这仍然没有说出全部的主角。第四方，是这个时代已经注定了无法缺位的民众。为什么商人老陈在得到法官嫖娼的录像证据之后，不是第一时间交给官方，而是选择了第一时间在网络上曝光。作为草民，老陈的智慧就是要借助一种叫做民愤的东西。
民愤的作为也要依赖权力
民愤，按照字面意思，就是来自民众的愤怒。它常常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历史术语，甚至是法律术语，我们过去常常在法院门外的布告栏里看到，某犯民愤极大。这些年以来，民愤逐渐退出了法律术语的领域，相同的意思，一般会用社会影响极坏来替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句杀气腾腾的社会和法律判词，是现当代历史中的高频词汇之一。
或许正是因为使用过多的缘故，民愤一词和历史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反倒使这个词逐渐被冷落。今天，我们常常会说某件事惹了众怒，比方说黑龙江佳木斯孕妇诱骗少女供其丈夫性侵，这样的语境使用民愤也是一个意思。民愤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人民”被放置在一个被聚光灯照射的地方，所以与此相关的词汇反倒被认为是意义自明的、无需解释的。然后，它反倒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词汇。
今天我们重新提及民愤，它其实是一种来源于民众的舆论压力。网络上经常说“怒了”，“怒了”之后又能如何，发指或者是长啸吗?在一个依靠权力来规制的社会，民愤并不能直接产生强制力或约束力，它主要作为一种压力体制而存在。不要说没有民愤指数，就算是有这么一个指数，也不可出现指数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某个官员自动下台，或者是某项犯罪自动被惩治。
民愤也是一种压力机制
民愤依赖权力的作为，权力不行为，民愤干着急。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民愤的威力。恰恰相反，民愤往往很有力量。民愤是一种愤怒的民意，民愤的力量其实就是一种民意的力量。按照现代政府政治理论，民众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源头，任何政府都必须为民众服务对民众负责。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不可能真正长期地罔顾民意，否则它只能因为合法性的枯竭而关门。这种根本性的力量，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忽略大面积的民愤，也决定了有民愤之处，必然有权力的行动。
网络反腐所走的，是一种体制外路径。体制内部的反腐行动，可能因为动力不足、腐败者运作甚至是官僚主义而陷入不了了之。因此，利益相关者往往会采取迂回的办法，先从体制外的网络入手，通过揭发贪腐、暴露内幕等方式，求得民众的同情，激发民众的愤怒，从而对单项的反腐案件形成全国范围的舆论压力。以这种民愤的压力，来对抗有可能出现的官官相护、私下运作、打击报复等勾兑行为。这种方式也正是某些反对者说的，“把事情搞大”，让事态不那么容易被私下平息。
具体到上海法官嫖娼事件，监督者老陈的思路同样如此。如果直接向监管部门举报，很有可能石沉大海，他此前已经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如果通过网络曝光的方式将事情“搞大”，那么就不是他老陈一个人在监督反腐职能部门是否真的反腐，而是全国范围内的亿万网民一起来围观此事。民意压力，同时也将置换为权力压力。地方局部权力即便不惧怕外地网友，他们也不可能不考虑上级政府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可以说没有民愤就没有网络反腐。
网络作为技术手段，民愤作为压力机制，使网络反腐成为可能。权力和权利的根本利益是趋同的，局部权力的腐败不但站在民众权利的对立面上，同时也与整体的权力为敌。因而，肃清腐败是权力和权利的共同诉求。网络反腐表面上看是背离了权力所设定的体制内路径，但是它最终仍将回归到体制内路径。网络反腐的异端性，无非表现在，它在反腐过程的前半段选择了与民愤结成共同体。万流归海，异曲同工，和民愤伴生的网络反腐模式并不值得真正害怕。因为，相关各方的诉求无非是反腐。
防止民愤的脱轨
不过，说到底，愤怒是一种让人担忧的情绪。民愤作为愤怒的民意，其蕴含的能量当然不能小视。民愤作为一种群体情绪，它有着朴素正义的主要方面，也有着可能被蒙蔽、被扭曲甚至是被利用的弱点。尽管这样的弱点属于枝节，但一旦出现，很难靠自身的力量来约束和纠偏，直至酿成灾祸和悲剧。这方面并不缺乏历史的案例，明朝的抗清将领袁崇焕可谓国家柱石，结果被崇祯皇帝所猜忌，以谋叛欺君之罪处死弃尸。更加可悲的是，当时愤怒的民众居然以生食其肉来解恨。
携带巨大能量的民愤，之所以会有弱点，在一定程度上跟民愤的生成机制有关。民愤建立在道义判断基础上，道义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道义只是被民众所信奉的标尺，真正被拿来判断的是引发民愤的事件或事实。一个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社会有基本的澄清和判断机制，但民众毕竟不是掌握绝对资源的权力机构，他们没有获得授权去动用这些资源，也就几乎没有能力去察知很多幕后的事实和细节。如此以来，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民众的愤怒如果听任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脱轨。
这并不是要替“民众不明真相”的说法张目，相反我们要探讨的是防止民愤脱轨的责任机制。民众需要理性，这当然是可以拿出来说的话题。但是，民众理性不能作为拘束民众权利的大棒，随意挥舞。因为，民众的理性需要实现的前提。前提有两个，一是激发民愤者需要对自己所提供的信息负责任，不能依靠诬陷造谣或策划造假来赤裸裸地利用民愤。故意造谣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相当明确，并无制度的漏洞或者认识的误区。同时，需要把维权者客观上无从提供更详尽信息和故意制造谣言区分开来。
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前提，即政府在民愤事件中必须提供公开、透明、真实、及时的信息服务。如果政府一方面沉默不言，一方面又责怪民众“不明真相”，这样的逻辑是讲不通的。如果说有些时候民众的愤怒确实建立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之上，那么政府首先应该问责于自己，而不是以咄咄之姿逼问于民众。随着权利意识的普及，同样普及开来的是公民责任意识。在如今的网络上，已经很难出现众口一词、一边倒的舆论图景。在公共事件面前，保持怀疑精神，只有当质疑被事实所证实或证否，然而再去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就是一种进步。
制度反腐不依赖民愤驱动
网络反腐与民愤的结合，起源仍是体制内反腐路径存有瑕疵和缺陷。当下，体制内反腐所倚重的仍然是权力反腐、运动反腐等陈旧图式。反腐体制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和进化，其目标是制度反腐。所谓制度反腐，其显著特征在于反腐败的压力、动力、运作等皆有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规范。制度反腐将不需要一块表、一只U盘、一个情妇、一名行贿者的“反水”作为触发引线，权力将被关进笼子，越权即被追究。
同样，制度反腐也不再需要高压的民意来作为驱动力。反腐败职能部门如果放过腐败线索或腐败分子，他们将因此被追究渎职责任。举报者当然依旧会存在，但是举报者的理想选择将不再是网络爆料，而是直接寻求职能部门的帮助。信任得以重建的关键，不是网络民意不再重要，而是正规渠道将取得更好的效果和更高的效率。网络民意当然不会消失，但是因为体制、机制的理顺，民意中将不再有如此含量畸高的愤怒和抱怨，因为他们确信法外特权不会被社会机制所容忍。
这样的设想当然不是异想天开，限制权力是全人类都在实践着的课题，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对比。若有举报，不要第一时间去怀疑举报者是不是在找茬。若有民愤，不要第一时间去指责民众是不是不够理性。谦抑的权力是社会之福，也理应是权力的常态。民众对权力的监督将是永恒的，反腐不再倚重于网络和民愤，钥匙其实掌握在权力手里。$nex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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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网络反腐者
有这样一些人，不是官员，不是记者，不隶属于任何职能部门，但他们却做着社会监督的工作，而且他们中的某些人无疑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的头衔，是民间反腐者。
从最初的举报信，到如今的网络反腐，他们在寻找着一切最便利、最有效的方式，来完成自己作为一名公民的行使监督权的使命。姜焕文、李新德，作为民间反腐的著名人士，他们反腐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给网民们的热情注入冷静和理智。
发帖有讲究
姜焕文：中国民间举报网创办人，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第一举报人”。
20多年举报生涯，涉及4000多起案件，曾于2007年通过网络举报扳倒云南个旧市副市长。姜焕文的这份职业要从“读者来信”说起。
工人出身的姜焕文有个最大的特点：爱管闲事。哪里路不平啦，什么地方堆满垃圾没人管啦……他都要过问一下，而且过问的方式很特别：给报纸写“读者来信”。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媒体上“读者来信”很风行，而且很见效，“只要登出来，很快就解决。”
显著的效果让姜焕文很有成就感。可是这一招到90年代就不管用了，媒体毕竟不是执法机关，没有约束力，越来越多的问题刊登后石沉大海。姜焕文沉不住气了，就自己主动去找执法机关请求解决，“那时候叫反映情况，现在叫举报。”
他反映的还是些生活中的小问题，比如某酒店门前的马路上有个坑，妨碍行人走路。为确定影响有多大，他特意用一上午的时间蹲在马路上观察，发现果然有几名行人不小心被坑绊脚了，他用块砖头把坑垫上，转身就给市政打电话。第二天，这个坑就被补平了。
这些事情的快速处理，奠定了他对职能部门解决问题的诚意和能力的信心。从那以后，他养成了个习惯，只要面对牢骚满腹的当事人，就忍不住“教育”人家：“要相信政府，不相信你还反映问题干嘛!”
1996年离开工厂后，失去生活来源的他做了两年法律工作者，这形成了他事事站在法律角度说话的作风。
这个时候房地产行业开始兴起，姜焕文很快发现这个暴利行业偷税情况很普遍，出于义愤，他逐个举报。没想到，税务部门很快给他颁发了奖金，而且数额不小，于是一段时间内，这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他大概算了一下，自己靠举报偷税所得奖金应该有20多万元。而他的病退工资每个月才几百元，两者的天壤之别让他意识到举报也可以成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而且举报既可以帮助受害者，也可以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帮助政府清明政治，一举两得。”
2004年网络的使用逐渐普遍，40多岁的姜焕文第一次走进网吧。无所不及的网络触角让他意识到，又一个举报方式变革的时代到来了。他想到如果把举报材料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到，不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吗?
姜焕文以举报成功率高而著名，他说这跟自己的策略有关：利用网络，又不能全靠网络。他的诀窍是信件与发帖并进。一边给各主管领导寄去挂号的举报信，信中会提到该材料在网上已经贴出，并注明发帖地址，便于领导查询;过两三天估摸信快寄到了，他就把材料精简后发到网上，发多个比较活跃的论坛，管理员审核一天左右放出时，正好是领导收到信的时候。
一个看似普通的帖子，姜焕文说里面包含了自己无数的心血。他接手的案子有个最低标准——事实清楚，有部分证据能证明被举报人违法。有了这个基础，他会进行深入调查，查阅相关法律、政策，“我自己先必须搞清楚，才能下笔写材料。”他对委托人有个古怪的要求，“24小时开机，随时接听我的电话。”因为他写材料写到半夜有不明白的地方，马上就会给委托人打电话，一定要把事情搞明白才能睡得着。
他说作为职业举报人，这是应该具备的职业素质和法律素质。
成功源于证据
李新德：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办人，被媒体称为“民间反腐第一人”。
2004年在网上发表《下跪的副市长——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46天后，李信被宣布逮捕，而且被判处无期徒刑，此事称为网络监督标志性事件。2006年8月发表《“两头通吃”的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当年的9月20日曾锦春被“双规”，后被判死刑。2007年9月，介入贵州六盘水警察枪杀陈军案件，2009年10月，受害人获得赔偿。
李新德的成名成就于贪官李信的下跪。2004年6月10日，当掌握有材料和照片的李新德，把《下跪的副市长——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一文发布到中国舆论监督网上以后，马上引起网民的轰动，各地媒体争相转载。
46天后，李信被逮捕，审判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自从下跪副市长事件以后，不断有人找李新德投诉，有的时候他一天甚至可以接到多达400多封投诉信。从此，他走上专职的反腐败新闻调查的道路。
2006年8月16日，李新德写了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案件，标题是《“两头通吃”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一个月以后曾锦春被双规。有人说是新华社的内参起到了作用，但李新德强调是中国舆论监督网第一家公开报道曾锦春事件的。那个时候，一个副厅级的纪委书记是没有人敢公开报道的。
六盘水警察杀人案件，李新德在网上发布之后又得到网友和媒体的呼应，之后中央政法委和贵州省政法委进行了监督。2009年，当地政府赔偿当事人合计81万元。
接受采访时，李新德特别提到：“网络是一个反腐败的好工具，但网络也存在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网络混淆是非，对自己的仇家进行诬陷和诽谤。”他说他本人也是一个受害者，曾被人在网上和某媒体上攻击说他收了封口费50万元、小金猪等。对此，他已经提起诉讼，二审判决该媒体败诉。
所以，李新德提醒网友：“不管是什么人，虽然都可以利用网络发布消息，但一定要对事实负责，否则就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审判。”
李新德说：“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网络是自由的，同时也是平等的，大家都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尤其是一个反腐名人，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为所欲为，放松警惕，迟早会受到惩罚。”
(摘自《法律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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