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北京市下发了一份出租屋管理规定。这份由北京市住建委、市公安局、市规划委会同市卫生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群租进行了界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
《通知》界定了北京市房屋的最小出租单位，即以原规划设计居住空间的房间，既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也不许按床位等方式变相分割出租。至于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更不能出租供人居住。
然而，这份“禁止群租”的规定并没有多少人鼓掌叫好。政府认为，群租带来了治安、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扰乱了租赁市场秩序。另一边，那些因租金低廉而入住的低收入人群，那些偏爱较高收益的房东，仍然有坚挺的理由。而且，与政府部门的监管相比，他们其实更有坚持的动力。
高房价面前，群租是刚需
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这是在1995年发布《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后首次出台新政，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立法禁止房东将原有的房间分割出租。但是，对很多到北京、上海寻梦的年轻人来说，群租是刚需。
小徐是一个初到北京的求职者。今年7月，小徐从西北的小城市辞职以后，就一路往东，来到祖国的心脏。宏伟的西客站让他心潮澎湃，果然是首都，多气派!不过，小徐很快发现，北京这些鲜亮的建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他先在同学那里挤了几天，后来开始找房子。不过，房地产中介那里动辄3000元的房源让小徐望而却步，他把目光投向了电线杆上的小广告。
几次看房，小徐绝望了，“还不如大学宿舍”。比如，一套三居室里住了30多人，高低床让他眼花缭乱，又脏又乱，电线、网线和各式插座缠在一起，走不了三步准能碰到东西，厨房油腻腻的，两个卫生间就更别提了。带他来的哥们儿用过来人的口气劝他：“谁都有起步的时候，凑合一下，等在北京站住脚了，搬出去住大房子。”这里最便宜的租金是每月500元，价格非常便宜。可是，想到老家那120平方的大三居，小徐觉得在这里喘气都嫌憋得慌。
根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的统计显示，北京的可租赁存量房屋与现实的租房需求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至少有20万人要被迫选择合租甚至群租才能有房住。在上海，外来人口、大学生可以说是群租的主力军。一个留在上海打工的大学生在博客中写道：“有条件谁愿意群租?完全是被逼的。”在他选中的地段，最便宜的一居室户房型，每月租金要2000元，这对一个没有底薪的保险销售员来说，实在是想也不敢想的天价。
有数据显示，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620元，对照一下2000元的房租，相信被迫选择群租的肯定不是少数。而且，对房东来说，群租无疑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捷径。北京的一位房东把200平米的房子隔成20间，每间每月750元。如果整租一套出去，很难找到愿意租用这么大房子的租户。据报道，她在北京有5套200平米的房子，每套都隔成这个样子，每月房租收益高达75000元。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群租似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房东和租客能够互惠互利的一种方式。
房屋中介或成群租推手
北京市的《通知》比上海要晚两年。上海2011年10月施行的《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出租居住房屋，应当以一间原始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分隔搭建后出租，不得按照床位出租。”“原始设计为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其他空间的，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 “出租居住房屋，居住使用人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前款所称居住面积，是指原始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的使用面积。”在出台如此详细的规定以前，上海市早在2006年就有了严禁群租的规定。但是，时至今日，群租现象仍然在整治、回潮间循环，禁而不绝。
2012年5月，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相关部门就《通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不过，声势浩大的立法工作并没有让房屋租赁市场闻风而动，中介和租户都不以为然。彼时，一家经纪机构的管理人员曾明确表示，北京公开的意见稿并没有明显改变市场预期，在交易量和价格上没有明显的影响。链家地产的一组数字颇能说明问题，2012年一季度9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占比为30%，较2011年一季度上涨5个百分点，其中的合租比重至少达到40%。“大户型需求增多，意味着合租群体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有观点认为，除了高房价形势下对低租金的旺盛渴求以外，房屋中介有意无意间成了群租的重要推手。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一线城市房屋租赁市场中，中介主要采取这样三种方式：一是中介人员借助自己的身份优势，自行租房，并将房屋自行租借之后分割成若干隔间予以出租。既做中介，又做二房东。这样的经纪人实际上突破了自己“中介”的业务范畴，更贴近宾馆、酒店等社会居住管理，缺乏运营资质，房东、房客都会置身不安定当中;第二种是为二房东提供房源中介服务，但是中介在介绍房屋时，并不一定充分知晓租客的用途或未来可能发生的用途变化;第三种则是为二房东提供客源中介服务，这就完全成为群租的推手了。
群租是一种趋利行为
8月20日，北京某媒体记者探访了海淀区某小区5栋楼楼顶的群租房。这里除了物业设备房间，其余面积都被打成了隔断，最大的10平米，最小的3平米，保守估计住了1000余人。最令小区业主担忧的是安全问题，人多，还要用火做饭，各种管道、电线又乱又密，一旦发生火灾，疏散很成问题。
这样的问题并不鲜见。
8月19日，山东省青岛市一处居民楼的6层起火，房子连着阁楼被隔出来至少4个房间，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7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一间群租房内电视机着火。这套两居室被隔出来7个小房间，由于起火房间被锁，邻居只能报警。
7月1日，浙江杭州西湖区一群租房突发大火，在一楼和二楼共有12个房间用来出租，火灾致使4人被困，其中一人重伤。
无论是上海、北京等直辖市，还是成都、哈尔滨等省会城市，严禁群租正在成为趋势。而政府部门的出发点也都比较一致，如群租会破坏房屋结构，损害房屋安全，影响邻里关系，而且给居住小区的环境治理、治安、消防等社会秩序管理带来了安全隐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90.1%的北京市民在被征求意见时，对《通知》总体持肯定态度。
据了解，上海公安机关曾联合房管、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了多次群租房违法行为整治行动，比如拆毁隔断，或者将整套房子恢复原样。不过，不管是联合执法还是动态监管，似乎难以治本。一些房东应付完检查之后，还会补好墙，继续出租。
“合理规范群租房比‘一刀切’的规定更有必要。”一位公共政策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合理的住房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故而，出台再多类似的规定也无法使群租绝迹。对执法部门来说，屡次执法却屡屡败北，反而反噬政府公信力。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认为，应该理性看待群租现象。中国香港、美国都有群租房或贫民窟现象，群租房本身不是问题，谁住在群租房里才是问题。有资料称，香港有近10万人住在笼屋(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群租房，当地政府并非简单取缔这种现象，而是通过立法来确保床位寓所符合消防、卫生或楼宇安全的最低标准;另一方面，实施“公屋”制度，由政府对各类公共住房实施统一建设、统一分配和管理，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
上述学者认为，解决群租难题，就是要解决住房和租房难题。首先要将现有住房资源进行合理的安排和配置，如降低公租房、廉租房的申请门槛，再进一步完善租赁市场，规范交易双方的行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厚省认为，群租更多的是一种趋利行为，不宜堵，应该从利益本身出发进行调整。通过征收租赁税、增加物业管理费等经济杠杆来平衡。“各职能部门应该加强管理疏导，不能把管理部门的责任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一禁了之，形成惰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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