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天——严格地说，只有8月下旬短短的10天左右时间——因“严打网络谣言”而起的一场风波，注定会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和传媒研究领域，引起多方人士的关注与争论。虽然始作俑者努力淡化这一“行动”的广泛性、打击强度以及行政色彩，但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短短12天内，数以百计的网民因‘制造传播谣言’而遭处理。其中，仅湖北一地就刑事拘留5人，行政拘留90人(9月5日《南方周末》)。”官方对于“网络谣言”的痛恨以及铲除决心，可见一斑。
那么，芜杂而活跃的网络谣言背后，到底存在哪些推手?它们目的如何?又遵循怎样的规律而壮大起来，以致成为“公害”?回答这些问题，对当下蓬勃兴起的中国舆论市场而言，似乎比讨论“谣言有害还是无害”显得更为必要。
网络给谣言插上翅膀
谣言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发生和蔓延在网上的谣言，也始终伴随网络的发展。然而，从一种无足轻重的八卦谈资，变成今日法律追责的重点，“网络谣言”到底走过怎样的变化历程，是首先必须追溯的问题。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中国网站的商业化目标非常清晰，那就是以用户量和点击量，最大可能地吸引风险投资。由于竞争激烈，为了争取点击，很多网站几乎走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谣言”所具有的猎奇性和煽动性，最能调动上网寻求娱乐和放松的网民，因此，这一时期很多网站大量推出与明星或名人有关的、难辨真假的所谓“绯闻轶事”，而编造离奇惊悚的丑闻或故事，也渐渐成为一种流行。比如，中国著名的社区型网站——天涯论坛，就曾是网友熟知的“谣言集散地”。而从“明星内幕”兴起，渐渐涉及到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普通人的情感经历、家长理短，天涯不仅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故事会”，而且培养了数不清的“网络写手”和“网络事件策划人”。他们正是后来网络水军的雏形，天涯也因此成为“推手”们的黄埔军校。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型社交平台出现，网民开始将网络视作最重要的资讯渠道以及社会交往平台的延伸，与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开始大量涌入网络。此时，论坛、贴吧、聊天群，功能已不仅限于交流几句传闻，很多人想借助网络将意见、观点传达出去，实现更多的目的。各种以投诉、喊冤、解密、爆料等为主题的帖子大量出现，是这一阶段的特点。比如很多拆迁中的钉子户，或者上访人群，他们一直苦于缺乏与社会交流的渠道，现在发现只要学会发帖和回复，自己的问题就可能获得全社会的关注，甚至通过博同情、拉人气等手段，还可以根本扭转力量对比，于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舆论工具。而为了达成目的，一些人也不惜夸大其词，添油加醋，甚至颠倒黑白。
“谣言工厂”制造庞大灰色收益
这一模式的进阶版本，则是完全以商业利润为目标的“删帖公司”的出现。请别误会，虽然名字叫做“删帖公司”，但很多此类公司并非只负责“删帖”一项工作，而是可以承揽从策划、制作、发布帖子，到传播谣言给利益相对方施压，直至利益获得满足而“删帖”的一条龙服务。因此，传播真相并非这些企业的目标，通过炒作、威胁等手段获利，才是它们的目的，而为了追求“效果”不惜造谣，对他们而言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3Q大战、蒙牛黑公关等营销口水战中，以及反复不断的“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恶劣炒作中，都有这些网络公关公司造谣生事的身影。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一份统计数据显示：50%以上的网络发帖都出于网络公关。而企业支付的费用，一般情况下，公关公司抽取60%，水军分食其余40%。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网络公关业的收益增长趋势就已经成为整个公关业的冠军，年服务毛收入达到了10亿元人民币，更遑论这几年的增长。而随着多起不雅照、不雅视频事件的曝光，人们发现，现代化的PS技术及其他技术手段，令网“谣”与“非谣”之间进一步复杂和灰色，很多事件的真伪判断起来愈加困难。
独特环境造就“不明真相”
在中国，互联网正进入全面普及阶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已有1.56亿人，占比达到27.6%;从年龄结构上看，年轻人群比例持续下降，40岁以上的各个年龄段人群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意味着互联网在中老年群体中正快速普及;而从网民的学历构成来看，大专以上的高学历人群接近饱和，新增网民主要来自低学历人群，截止2012年底，小学以及以下人群在全体网民中已经占到超过一成的比例。
这样的网民结构变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拉低”了中国网民辨识谣言的能力，也给很多谣言传播以可乘之机。本来，在应试教育影响下，国民的应用型科学知识普遍不足，大伙儿有人云亦云、盲从盲信的习惯。而大众科普长期得不到各级政府重视，高校、科研机构等更不屑为之，公众信息获取渠道匮乏，有了困惑也难以求证，因此见到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知识”，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反倒成为一种生活智慧。这正是当下莫名其妙的各种“大师(很多都被证明是骗子)热”的根源。
不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生活谣言容易滋生和传播，言论平台长期以来的封闭和失衡，同样也给各种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谣言，以获取特殊人群乃至社会全体认同的心理基础。
“封锁谣言”的矛盾逻辑
如果分析最近几年的传谣事件，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条规律：在涉及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人身安全威胁以及政府不合法作为等问题上的“谣言”，最容易引发范围较广的传谣行为和后果。这与各级各地政府过去对待“民间传言”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曾经有一段时期，很多地方政府将本地知名论坛以及本地的贴吧，视作最危险的“传谣基地”。因为在这些地方，往往流传着大量由本地人匿名发表的，关于一些突发事件、刑罪案例、腐败爆料等的“小道消息”。举报帖甚至一度成为一些贴吧的主要内容。地方官员在难以删除的无奈下，不得不收买吧主或者派人谋求吧主之职。然而，这些举报却常常成为新闻媒体挖掘的素材库，只要传统媒体给予关注，事件的走向就可能发生转变——这进一步增加了发帖者的动力，也造成很多人将网络举报视作达成个人目的“非常手段”。
客观说，举报帖中，如实举报的多，造谣惑众的也不少。只是由于官方言路闭塞，视批评如牛虻甚至对抗，造成一些网友对政府不满意，而专门喜欢在网上发表批评性和负面性的观点，久而久之竟形成风气。
2012年，《人民日报》曾列举了十起严重造谣事件，其中就有2008年的蛆橘事件，2010年的山西地震谣言，2011年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皮革奶粉事件和抢盐风波，等等。这些谣言给社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为何竟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这一方面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危机处理方法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众经历了非典、三鹿等事件后，对政府隐瞒真相、置公共安全于不顾的蛮横和自私极为反感。政府公信力受损，官员已被视作“严控传言”的潜在受益者，则公众必然寻求打破遮蔽的途径。“网络谣言”正是放大了这种危机心理，利用了这种无助和忧虑。而在今年的打击行动中，周禄宝等网络造谣者，也一直将自己打造为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维权斗士”，显然是希望用这样的形象“吓倒”一些官员——当然，他们的设计并非没有可能。
独立不彰难治网络“软骨病”
网络谣言与以往的谣言，根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公众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因为缺乏独立判断而得出与事实不符的看法。而中国网友特别容易“上当”，其实与我们一直存在的“耳朵软”问题有关。
毫无疑问，互联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复杂的信息交流平台，海量性和平等性是基本特点。处理如此庞杂的信息，没有独立判断和理性的态度是不行的。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先天不足，重商过于重智，在促进网络信息开放竞争、去伪存真方面，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而政府长期奉行管制思维，动辄封锁清理，也造成网络言论的严重不平衡，骗子横行时无人理睬，真知灼见却常常被视若针芒。久而久之，网友在种种偏执与蒙蔽之下，识真断伪的能力得不到培养，更容易被煽动和利用。
当下，网络的愤青、民粹甚至暴力风气渐长，而与之抗衡的理性观念得不到彰显，这非常不利于中国互联网的成熟和成长。此次严打中揭发出来的网络谣言，很多故事编造得极为可笑，但正是因为触及一些长久以来视若禁区的话题，而被广泛关注和传播，以致造成谣言蔓延，这难道不值得有关部门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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