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城变“鬼城”现象的批评，舆论矛头几乎都指向了地方政府，剖析其中原因，也几乎众口一词：“政绩冲动”。新城变“鬼城”，还应从更深层次找原因。
首先，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逼出了“土地财政”。据一些地方官员透露，上面安排的许多项目一般都要地方出配套资金，对于穷地方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特别是涉及民生的项目，一旦开始实施，就意味着每年都有这笔开支，成了刚性支出，只能增不能减。
此外，“上面”还经常临时安排基层政府做一些事却不给钱，有时候甚至还要花很多冤枉钱。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从客观上逼着基层政府必须寻找财政增收的出路。地方政府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开发城市新区，既可以从土地出让中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建设期间的建安税(营业税的一种，是指对中国境内提供应税建筑劳务而就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与办厂、开店相比，卖土地、搞房产是财政增收的一条捷径，“土地财政”便应运而生。
其次，干部调动频繁，逼着干部大干快上、早出政绩、早出形象。许多有志于“更上一层楼”的年轻干部，不得不争先恐后下基层锻炼，县区级主要领导的职位炙手可热，客观上造成了干部调动频繁的现象。这对干部的成长或许是件好事，但对一个地方的发展却未必是好事。
再次，农村和城市土地的巨大差价，使地方政府开发新区的热情远远高于老城区改造旧城。卖土地、搞房产是财政实现增收、官员彰显政绩的一条捷径。农村土地的开发成本仍然很低，政府在土地转让中却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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