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和妻子来到广州刑警支队，警察已经在等他们了。那天是10月18日。前一天，民警给陈永洲打电话称，两个多月前发生在他家的盗窃案有进展，要他到派出所一下。
但盗窃案并没在谈话议程中。几分钟后，几位来自长沙市公安局的警察现身，“简单亮出证件以及一张A4纸样的东西，称陈涉嫌犯罪，要将其带走。”陈永洲的妻子事后向媒体讲述上述经过说，她没看清纸上写的内容，也没人要她签字。她被迅速拉到另一个房间。她挣脱出来跑到门外，看到陈永洲被带上一辆车。
车影远去，声音却没有消失，犹如南美洲的蝴蝶振翅，一场风暴由此而起。陈永洲背后的报社和向长沙警方报警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联重科)相继登场;而另一场牵涉更广的巨头之争，也由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两根穷骨头
陈永洲夫妇当时所不知道的是，10月15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就已经在网上发布了针对陈的追逃令，而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陈永洲予以立案。
感到商业信誉受损并向长沙警方报警的是中联重科，这是一家总部设在长沙，同时在A股和H股上市的公司。
陈永洲对这家公司并不陌生，在此之前，他与所供职的报社，与这家公司曾短兵相接，最终闹上公堂。
从2012年9月开始，陈永洲先后在《新快报》发表了10篇有关中联重科“利润虚增”、“利益输送”、“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报道。随后陈还向香港交易所、香港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据《新世纪》周刊报道，陈还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与中联重科相关的负面信息。
7月10日，第一场交手开始。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实名微博上，连续发布以“舆论打手”为主题的内容，直指陈永洲，称他为“一个称职的打手”、“一个恶棍”。高还将陈的记者证及身份信息在网上公开。而陈永洲以及《新快报》的应对是诉诸法律，将中联重科以及高辉诉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中联重科也开始采取口水战之外的行动。9月9日，该公司法务部向长沙警方报案，称《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
《新快报》在陈永洲被带走后的公开表述中称，长沙警方立案之后并未与报社联系，而对于那份追逃令，该报一位负责人也觉得难以理解：“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陈永洲在此期间正常上下班，客观上不存在逃的问题。”
权衡再三，该报决定以一种报界罕见的形式，直接对中联重科和长沙警方作出反应。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名为《请放人》的评论文章，不但否认了“损害商业名誉”的说法，而且对中联重科嬉笑怒骂、极尽讽刺，其中写道：“你们的老乡，湖南人曾国藩写过一个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
那天是10月23日，已近深秋、寒霜将至，但迅速的，一团波及范围极广的热波横扫中国南北。
悲情之压
陈永洲的妻子眼看着身着短袖薄衫的丈夫被带上一辆“湘牌黑色奔驰轿车”，绝尘而去。直到10月26日之前，再没见过他。
《新快报》在发出声明前，陈永洲妻子委托的律师，就曾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陈。在声明中，报馆提到这次会面的情形时说道：“陈永洲在熬过三天三夜，终于见到律师时说，他可以熬个三十天，多了，就不敢说了。”
除了这份声明和第二天继续刊发的《再请放人》的呼吁外，《新快报》通过各种形式向外界表达了陈永洲的无辜，以及报馆决定与陈共同进退的决绝。认证为“《新快报》要问主编”的微博“边城蝴蝶梦”发布了陈永洲身边人对他的印象，文字柔软，语调悲情。其中一位同事写道：“为了做好每一次选题，他桌上总是堆着厚厚的资料，而他，几乎把这些资料都翻查N遍，力求严谨。作为一名记者，他绝对是专业称职的。”
刊登在头版的声明，以及饱含感情的表述，迅速引起舆论共鸣，再加之已经带有负面色彩的“跨省追捕”，批评之声迅速向长沙警方头上抛去。从抓人的做法，到抓人的程序，再到湖南政商关系，无一不在舆论的批评之列。《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虽然对《新快报》这种头版声明的方式持不同意见，但是其主要火力仍然放在了对长沙警方的批评上：“从中联重科的股价重挫来看，真正损害企业商誉的不是被拘记者，而是长沙警方和自身行为。”
罗昌平所说的股价重挫就是发生在捉拿记者的新闻广为人知之后，两天里，中联重科股价下跌6.74%，市值蒸发超过30亿。
除了民间声音之外，官方也迅速作出了反应。中国记协对外表示，正密切关注《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跨省刑拘一事，并已介入调查。而当时有消息称，中纪委与中宣部也已经介入。人民日报社辽宁分社也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质疑，办案民警带走陈永洲所乘坐的黑色奔驰商务车，是否属于中联重科?“请长沙警方回应辟谣!”
中联重科与长沙警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大佬的战争?
陈永洲的妻子再见到他，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画面中。10月26日，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播出了警方审讯陈永洲的画面。这个从业才五年的年轻记者，肯定没有见到同事亲友们对他工作认真的描述，他毫不费力地承认了自己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甚至许多稿件，都是他人提供，自己看都没看。这之后，他收受了中间人几千元到数十万不等的酬劳。在长达9分钟的新闻中，陈永洲的内容占了一大部分。面对警方的审讯，他的目光毫无游移、逻辑清楚、语调缓慢，偶而还会有些许笑容。
就像警方的抓人行动一样，这则消息的刊发也非常突然。将“共同体”一词挂在嘴边的《新快报》的支持者们惊讶愕然，《新快报》自己更是措手不及。而原本就对陈以及新快报社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自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反戈一击。
更进一步的信息也是在央视的报道中被网友们发现的。当新闻画面中的陈永洲在一份材料上签名时，这些网友点击了暂停键，仔细探究视频中模糊不清的文件内容，三一重工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是一家总部原本也设在长沙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中联重科的竞争对手。2012年年底，三一重工高调宣布，将总部迁到北京，这一行动的背后，是双方竞争失范、不断恶化的现实，“绑架”、“间谍”、“行贿”等关键词充斥其间。虽然三一重工最终远走他乡，但其业务范围未变，双方的竞争激烈依然。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就曾在微博上质问：“到底是新快报的陈永洲，还是三一重工的陈永洲?”几乎明示陈永洲对中联重科的报道，与三一重工有关。
央视的报道播出后，三一重工否认牵涉其中。以调查报道见长的财经媒体《新世纪》周刊，则在11月5日出刊的封面报道中语焉不详地写道：“尽管陈永洲案还在侦查过程中，外界尚不知陈永洲接受了何人指使，三一重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但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延宕多年的恩怨情仇再次走入了聚光灯。”
结局已定?
局面以摧枯拉朽之势复盘了。曾在头版刊登风骨言论的《新快报》，于央视报道之后的第二天，又在头版宣布收回那铮铮的辩护言辞，并向社会各界致歉，承认了央视的报道内容。随即，在 广东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建议下，母报《羊城晚报》决定撤换《新快报》的社长与总编辑。希望出来后能继续从事新闻行业的陈永洲，也被吊销了记者证。
曾经以各种形式发文力挺报馆和记者的媒体人、知识分子陷入了尴尬境地，一场媒体人的自省自律的表态随之出现，《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胡舒立在为本刊撰写的“舒立观察”专栏中直言：“新闻媒体身为公器，使命重大，无论现实有多艰难，新闻寻租绝不可恕。”
但之前追问长沙警方办案程序不当的人们，却未就此偃旗息鼓，因为被推到前台的两场“舆论战”并没有解答其抓捕程序是否违规的问题，司法界人士同时质疑的还有罪名适用是否得当——为何不是商业贿赂罪，而是损害商业信誉罪?这是否有打压媒体监督之嫌?央视的报道，是否有法院未审、媒体先判之嫌?
但是如《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评价这场如过山车一般的事件时写到的：“记者有没有收钱?报道属不属实?警方是不是被收买?执法程序是不是符合正义?四个问题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不得不承认，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呈现于大家眼前的争论，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议程设置而出现错位。”
于是，对当地警方执法程序、适用罪名的质疑，在报馆人事整顿、记者证件被撤、记协严厉谴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地新闻机构吸取教训的谈话之下，显得有些中气不足了。而为陈永洲付费并提供内容的中间人到底是谁?人们就更不得而知了。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