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公报》总编王芸生知道记者唐振常被特务抓了之后，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前几天有人把这段历史用在了《新快报》上，现在看来就是笑话了。
民国报人史量才说，“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三者皆无的意思。史量才是谁，就是那个蒋介石说了我有一百万大军，当面回应我有一百万读者的人。
《大公报》当年一次开会，总经理胡政之指责一位经理以报社名义做投机生意，王芸生怒不可遏，一耳光扇向那位经理，“我们《大公报》成天写文章骂政府有一帮贪官污吏，现在我们报馆也出这种事，叫我们还怎么写文章?”
再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当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就屁颠屁颠地去当厅长去了，王芸生受邀当宣传部部长，果断不从。后来国民党到了重庆之后，王又收到政治设计委员的聘书，还有每月300元的津贴，都被他退回去。退回去的理由是“带盆何能望天”，引用太史公的话，我已经带了报人这顶盆子，便看不见天下其他的东西了。
这是当年《大公报》、《申报》的报人们。我们现在叫他们是文人论政，在那个教科书里描写的黑暗时代，他们有多么爱惜羽毛，爱惜自己报人这样一个身份。张季鸾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到今天都是掷地有声。
回到最近几天的事情，现在看来，陈永洲可能确实是收钱了，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小记者可以收钱在一家报纸上连发十几篇负面报道，编辑、分管主任、值班主编都得审稿签字，核实证据吧。后面还有多少事情，谁知道呢。穷骨头的几分报格，真的没有看到。
《新快报》两天头版，赌上报馆声誉来挽回一个记者，重新看评论，写得之绝对，之信誓旦旦，可到今天再来致歉，对不起公众不说，也损害了新快报及其员工们的声誉。而把这一切责任都推给一个抽象的坏政府，也实在不能服人。在这件事情上，必须把公权的滥用和报社之恶一视同仁，大恶小恶还真不好量化，而新快报如此做法，在此意识形态严峻的环境里，不仅授人以柄，更可能殃及池鱼，实在令人心寒。
一位我尊敬的好友评论道，“媒体的自我反省和对公权的高度警惕同样重要。诚然，我们要在程序正义上据理力争，要在抵抗公权侵犯上寸土不让……但同时，面对权力和资本的双重侵蚀，中国媒体的乱象已让人目不忍视。在许多媒体，从业人员的操守本身不敢恭维，替人收钱、帮人办事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媒体所批判的公权力有多么腐败，媒体自身可能就有多么朽坏……陈永洲事件东窗事发，更从媒体与资本的复杂纠葛，引向权力对媒体的更大管束。媒体失去自律的后果，不仅是丧失全行业的公信力，还有当局赋予其的可伸可缩的舆论空间。”
这些天“声援”《新快报》的其他报纸的评论如文章里所说，基本上都围绕在法治上，没有为报纸和记者背书，这些报纸的专业素养和价值判断值得称赞。
护短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爱护。入行或未入行的记者们，都要引以为戒，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说，收钱写正面是不要脸，收钱写负面是不要命。想要致富，还是别当记者了，收钱写报道，自作孽不可活。警权滥用，央视作为固然需要人批评，但作为媒体人本身，把这样的错误全推给这些抽象出来的公权，则是精神的癌症，和自己批评的对象相反相成了。须知，媒体在中国转型的路上，启迪民智，监督公权，争取自由一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媒体人必须要有道德的勇气、深厚的知识、专业的精神。
王芸生在民国时说的话，愿意再引一遍。“我们报纸成天写文章骂政府有一帮贪官污吏，现在我们报馆也出这种事，叫我们还怎么写文章?”
(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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