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1日，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连续4年被评为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被解聘。解聘理由据北大经济学院称，是其“教学评估成绩连续多年处于全院倒数第一”。而学生在“评师网”上反映：“夏老师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最火爆的通选课之一，原来限额100人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讲台周围和走廊外面都挤满了人，夏老师极富个人魅力，许多观点都是发人深省的，收获真的很大。”认为“夏老师是经济学院的良心，一个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 。夏业良则认为，坚持普世价值和学术自由立场是他被解聘的真正原因。熟知国情的人心知肚明：夏业良遭解聘，是其与主流价值观相异的结果。此前，华东政法大学民法副教授张雪忠因呼吁宪政随后被取消教课资格。
夏业良被解聘令人感慨。回望20世纪下半叶，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中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因言获罪，饱受迫害。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压，极大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痛定思痛，中共领导人曾发誓引以为戒：1979年夏，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主持为含冤22载的马寅初平反时，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定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但胡耀邦这句饱含教训的黄钟大吕之言并未发达九地，如今似被遗忘。
为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愚以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决定的。所谓人格特质，是指一个人稳定而持久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就是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所保持的影响其行为倾向的品质或特性。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鲜明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一切过时的、人为的、包括那些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要批判。对此，马克思说过，他最喜爱的箴言就是“怀疑一切”。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强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
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呢?一是因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绝对正确，因而任何权威、主义、思想、理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都难免局限，存在各种缺点、错误。只有坚持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各种问题独立思考，才能辨别正误、求取真知;二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也应不断扬弃，与时俱进。只有紧跟时代潮流，澄清社会是非，才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知识分子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特质，一向为名家所强调。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断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民国时期胡适之说过：怀疑应该是青年最好的品德。
著名学者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铭中，三次提到学者的独立和自由问题，实际是抽象出学者的人格理想，即与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同质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日后他解释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台湾学者殷海光在《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他的心灵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外国教育家更是强调这一点：在2004年8月北京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伦敦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指出：“怀疑精神是人类最可贵的品德”，“我们以培养学生的怀疑和思辩精神为第一要务” 。2006年10月，芝加哥大学校长在中外校长论坛上演讲：大学之所以称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它必须是批判的中心。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也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维，2012年5月19日他在母校中国地质大学的即兴演讲中强调，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同年6月11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大会上说，要激发科技工作者的批判思维，尊重他们的个性。
事实上，人类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是从怀疑开始的，没有怀疑就没有超越，没有怀疑就没有进步。大凡新的思想、理论都是具有怀疑、批判精神的人首先提出的。大凡新的事业、道路，都是由具有怀疑、批判精神的人奠定基础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一个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就像一颗颗璨璀夺目的星辰，辉映于无边无际的夜空，使人类在行进的途中不至于迷失方向。由于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一特质可能会冲击社会、冲击当权者，许多国家如美国在高校设置了终身教授制度。正是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才使美国大学的实力雄踞世界之首;而正是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美国才创造了今天的富强和辉煌(美国卡内基小组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50%是从其教育制度获得的)。
然而，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一特质，是与绝对权力不相容的，因为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结果必然导致独立的人格，而独立人格正是专制的天敌。所以专制权力都害怕知识分子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害怕被统治者独立思考。它希望社会只有一个脑袋，剩下所有的人都是顺民，和他们“统一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他们往往置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出版权于不顾，设法控制人民的思想，一切不合他们意志的言论均予以压制，一切有自己独立见解和意志的知识分子均予以打击。知识分子的怀疑、批判精神被粗暴压制，新的思想也就无从产生，存在的缺点也就无从克服。这样一来，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必然陷于威权至上和遵奉心态的环境之中举步维艰，整个民族的生机和活力也就因之遭到全面窒息。
钱学森晚年向温家宝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世纪说过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60多年来，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师，都是压制知识分子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特质、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代价。思想有多远，你才能走多远。思想的创造性被扼杀了，怎会出大师?
思想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是创造所有人间奇迹的原动力。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度，是不会产生对人类发展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
关心国家命运，心系社会发展。这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是产生怀疑、批判精神的动力。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他们是社会的良知和灵魂，其真正使命是高度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努力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殷海光指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著名作家萧乾说过：“若把国家比作一条船，船上有众多划船手。其中，作为知识分子，就得一边划，一边还高瞻远瞩，留意船的走向。”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引领社会前进!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的雄心壮志。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不愧“社会脊梁”的称号。进入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的特质突出表现在紧跟世界民主大潮，推动中国从延续两千余年的“秦政”向民主社会转型。
如在戊戌变法时期，知识分子激烈抨击专制制度，力倡走明治维新之路。严复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猥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他将西方国家强于中国的原因归结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谭嗣同在其《仁学》中也强调，“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是强盗专制，是专制社会万恶的总根源。梁启超指出：自秦以来，帝王视天下为“私”，故上自庶官，下自亿姓，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他强调，只有兴民权、制宪法、开议会，合千百万人为一身一心，国才能强。康有为也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他在上书中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组织学会、办报出书、上奏折、递条陈，推动戊戌变法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首次尝试。
如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心忧天下，传播着民主和科学的圣火。陈独秀指出，争取民主必须反对“恶国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他表示：为了捍卫民主和科两面大旗，“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李大钊则强调，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大声诘问：“没有全民普选，还配叫共和国么?……我有一个疑问，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胡适则号召广大青年脱离奴隶状态，负起公民责任，做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真正爱国者：“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这些知识分子努力下，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使民主和科学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话题和追求。
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以《新华日报》为主阵地，高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大旗，大力阐述和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正义性，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深刻、系统的民主思想：如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等。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不仅大力宣传民主政治的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而且在边区和根据地积极进行了民主的实践活动。正是靠这些民主思想和实践，共产党才终于在1949年夺取了政权。
然而，1949年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的特质扭曲变形。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与36位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与会者罗稷南向毛泽东提问：“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意即鲁迅要还活着会否被打成“右派分子”。“鲁迅?——”毛主席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的话是明确的：如果鲁迅依然保持他疾恶如仇的性格针贬时弊，那就把他关进监狱;而要活命，就必须抛弃天赋的道义和责任，装聋作哑，不再批判社会。事实上，历经“反右”、“文革”等无数次大清洗、大恐怖，知识分子整体上异化成犬儒一族，他们轻则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中则模棱两可，左右逢源;重则阿谀权贵，充当御用文人。失去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爱和引领，一系列政治灾难也就成为必然。
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向和未来，其群体性沦丧，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衰亡的开始。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说过，如果法国突然失去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它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失去应有的特质，不再有道德和勇气，我们的社会将毫无希望。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应牢记历史的教训和胡耀邦的誓言，善待知识分子!2013年2月6日，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才是自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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