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发表2014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时指出，明年澳门特区将采取多项关顾民生措施，包括现金分享计划，建议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澳门元，下同)，非永久居民5400元，分别较2013财年增加1000元及600元。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内地网民们的艳羡，纷纷表示：“让我们也享受一下经济发展成果吧!”不过，也有学者对该项政策提出质疑，指出这类普惠式“红包”福利方式是懒政行为，非长久之计，更不值得借鉴。只是，对于实打实地需要为支付日益高涨的各项现实生活成本的老百姓而言，也不失为顺应民意的政策体现。
福利，对于中国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就好像是挂在墙上的年画一样，好看有寓意但不真实。曾经有位人社部的副部长说，中国的社会福利应坚持公平和效率相结合，权利和义务相对应，不能重蹈一些国家由于福利过度导致“养懒汉”这样的一种覆辙。这话在理论上和理想中都对，但相对于直到今天，仍只是在期待“基本生活需要”福利层面的老百姓而言却又是不对的，不合时宜的，它超出了现实的意义，着实成了一幅远瞻的“年画”。
在我看来，福利是“人民的幸福”，是让人民没有冻馁之虞，没有饥饿的威胁，没有对贫困的担忧，而这些也正是政府的职责。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福利制度都饱受诟病，广大的农民群体一直游离于单位福利体制之外，大量的下岗职工、困难群体、低收入群体多与福利无缘。有网友抱怨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用于救灾，沾一点“福利”的边以外，简直找不到还有什么大的支出与人民福利有关，教育、医疗、房价仍是头痛的三大问题。没有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穷人的日子注定会很难过，如果大量失去工作、失去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人们存在，又得不到足够的救济和福利，那前景只能是天下大乱。
所幸，如今的中国领导层，显然已经深刻体会到了人民对于福利的呼唤，正一步一步地改善福利的常规设置。本期的重头栏目，阳光·深度就关注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新的福利亮点——保障农民财权和促进城乡平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其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些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其中有关土地流转、城乡二元结构的探讨值得深思。
关于农民上楼的现象，南关前在《二元冲突下的城乡突围》直指，城郊农民告别“瓦片经济”后，住进楼房，政府将农民转居、转工，农民统一纳入医保、社保，这是典型的农民以集体土地换取社会保障。地方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往往损害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利益，成为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矛盾的结点。
尽管在保障农民权益和促进城乡平权当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质疑与矛盾，但是仍是不能抹灭政府在这当中的努力。李妍在《城乡平权，积跬步中行千里》一文中就肯定了这种观点，文中说“在经历了‘扩面、提待、投入’的外延扩张式发展之后，如今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悄然向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和管理服务上提升，实现由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向人人公平享有基本社会保障转变。‘公平’二字，道尽了公共部门填平权利差距、在城乡一体化保障路途中所作的努力。”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传统的改善民生的形式，都是基于人道主义，具有仁慈性和施舍性。而真正的福利分配和获得应该是与国家的角色和社会正义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通过制定特定的社会政策来保证社会中弱势群体得到基本的福利，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平的最基本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最终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我想，中国深化改革的最根本目的，已然确定，即保障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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