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北京工作生活已达5年之久的陈辉、张静夫妇深刻感受到户籍的“威力”。夫妻二人的老家均在江西农村。20岁那年，俩人便来到北京务工，陈辉在一家酒店做后厨，张静在一所民营学校当保洁员。
5年过去了，夫妻二人依靠自己的双手积累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租住的房屋也从最初位于昌平的十平米合租房，一步步搬迁至北五环的小开间。如果不是最近要办理准生证，张静一度认为“自己已经融入这个大城市了”。
身份绑定的不公
今年初，二人结婚三年。张静计划“年内怀一个宝宝”。可是，这个计划从开始便被现实羁绊。
因为夫妻二人的户口均在农村老家，办理准生证必须得回到户口所在地。“父亲在老家替我跑了两趟，但计生部门说必须本人来。来来回回，简直折腾死了。”张静说。
而在北京，夫妇二人得到的答案是：户口在老家，谁能证明你们没有孩子?无奈之下，夫妻二人分别在单位开具了未生育证明。可老家仍然不承认。不得已，俩人只好托熟人解决了问题。
前不久,“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在网络广为流传。不过，对于出生在河北农村的孙国辉而言，当城市人抱怨“养不起”孩子时，农村孩子还在呼唤最基本的教育资源。
这份排行榜详细列出了各大城市从孩子出生到工作，父母的花销项目。其所包含的内容之繁多，令孙国辉感慨“这样的抱怨对于农村家庭都是种奢望”。
的确，当城市居民开始为月嫂费、择校费、补习家教、特长爱好、人情送礼等开销大吐苦水时，不少农村孩子只能在池塘、农田、河边打发课外时光。当城市居民在思考如何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时”，农村家庭却还为一年几千元的大学学费而皱着眉头。
这样的差别孙国辉感同身受。大学四年，他是宿舍里出名的“抠门儿”和“拼命三郎”。因为每年父母为凑齐学费已经绞尽脑汁，他必须靠优异的成绩和打工来养活自己。当来自城市的室友们在思考周末应该去郊游还是看电影时，孙国辉情愿闷在自习室，因为这是最廉价的“娱乐”。
日前《学习时报》刊登文章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在逐年减少。以北大为例，20年间，这一比例已从30%降至10%。文章分析，农村孩子难上好大学有其客观原因：正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教育鸿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
“城乡差别”会卡在哪个环节?
不平等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2007年曾发生过一起极端医疗事件。湖南籍来京务工人员肖志军拒绝剖腹产手术签字，导致其妻李丽云死在医院里。事件发生后，“谁该为这次死亡负责”成为舆论焦点。有媒体将矛头指向肖志军，称其“麻木、自私、愚昧”。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貌。
答案的另一个细节令人感到冰冷而震惊。据媒体转述，肖志军不签字重要理由之一是：“我妻子是感冒，用药治疗就会好转，还可以自己生孩子，以后我还要生二胎。如果我签字了，医院就不给用药治疗了。我没钱。”
正是出于对贫穷的恐惧加之愚昧的判断，导致肖志军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作为在北京的农民工，肖志军和其家人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劳动。然而，他们并未享受到平等的医疗保险。
事实上，自从2007年7月1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来，北京已成为首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城市。然而，享受这一福利的前提是：户口在北京的居民。显然，肖志军夫妇并没有这项权利。同样身为公民，却在基本医保制度前遭遇了如此不公的待遇。
12年前，刘桂文从山东广饶农村来北京务工，现在是北京一家商场的仓库管理员。目前，夫妻二人的月收入在一万元左右。
儿子张博文从小在北京读书，但户口一直没有解决。明年张博文就要参加高考了。如果在北京高考，刘桂文相信他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不过，令她担心的一天还是来了。不久前，老师通知她带儿子回原籍高考。不过即便被高考“卡”住了，刘桂文并不后悔让儿子在北京受教育。因为她深知，“在农村老家的学校，能培养出个大专生都很难得了，把儿子送回去读书才是真的毁了他。”
大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并未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仅影响到城镇化的进程，也损害了城镇化的质量。
在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之路上，农民将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群体。如何让他们实现彻彻底底的转变?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骆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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