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禄纵火烧城，因为古旧的罗马让他厌倦。图为古罗马遗迹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归纳为墓碑上简短的几句话、书本里薄薄的几页叙述，也可以幻化为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或者不同的传记中众说纷纭的重叠影像。据说在西方辞书里，尼禄(Nero)这个词已经专有化，意指暴君。习惯于以简单的好坏来评价他人者，可以迅速地把尼禄划归为桀、纣、秦始皇一类。可是，人性又是如此地微妙复杂，历朝历代的君王又岂是一个好坏能说得清?
弑母、杀妻、火烧罗马城，仅这几项指控就足以给尼禄打上“千古罪人”的烙印。只是，生卒的几个数字，加上“暴君”的评判，真的就能涵盖他的一生?要知道，“安放有尼禄骨灰的坟墓前，总是铺满了春季和夏季的鲜花。”历史学家阿瑟·韦戈尔显然不满足于对尼禄的那些成见，他从古老的史书里找寻素材和线索，以自己的学术严谨和判断，重新描述了一个“新”尼禄。
传记作者对其所立传的对象时常怀着激赏。比如，两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和盐野七生，就在她们的作品里表达着对罗马君王恺撒的仰慕之情。别说这是女人的“感情用事”，著名的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不仅讲述了“英雄”拿破仑的一生，而且重新塑造了埃及艳后克莱奥帕特拉。
韦戈尔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像在写一部充满阴谋、对抗、害杀的宫廷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罗马版的《甄嬛传》，又丝毫不被情节需要所控制，他仔细探究史实中的“证言”——尽管不乏替尼禄“翻案”的意味。从《罗马皇帝尼禄》里，你能看到似曾相识的影子：备受“老佛爷”操控的同治和光绪;颇具艺术天分却误国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他们和罗马皇帝毫无关系，却有着类似的经历、秉性、气质和天赋。
出身皇族的尼禄，被积心处虑的母亲一手推上皇位。这个曾经放荡恶毒的女人谙熟宫廷斗争的各种手段，以贵族们信赖的贞洁寡妇形象嫁给了当皇帝的叔叔。紧接着，她又安排自己的儿子——皇帝的“继子”——娶了皇帝的女儿，以确保王权不会旁落。然后，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清除了儿子当皇帝的一切障碍，让他大权在握。尼禄皇帝既对母亲心存感激，又厌恶她的管控，更惧怕她篡位——在尼禄不听指挥之时，这个女人曾不止一次扬言要杀了他，另立新主。最终的较量，以皇帝弑母落幕。
共和制名存实亡，元老院不再掌握最高权力，在皇权与贵族势力的抗衡中，帝国体制势不可挡。这让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痛心疾首。不管是不是出身贵族，塔西佗都是旧传统的代言人，他声称写史的目的是“惩恶扬善”。详细讲述尼禄生平的《编年史》，是韦戈尔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历来的王位争夺，都伴随着阴谋、暗杀，仁慈的谦谦君子承受不起王位之重。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规则里，没有给道德留下一席之地。因而，当史家以 “贤德”来论是非之时，多少有些凄凉。
为了娶心爱的女人，尼禄离婚，并在随后的争斗中杀了前妻。有关第二任妻子之死，塔西佗和韦戈尔看法迥异。前者将其当作残暴的又一例证;后者则认为，这是贪玩丈夫的一时失手——他开玩笑似地踢了怀孕的妻子，没想到离她太近，致其丧命。顺便说一下，这个大尼禄6岁夺取皇后宝座的女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对于 “火烧罗马”的指控，塔西佗比较克制：“这是出于偶然，还是皇帝的罪行，就不清楚了。”与他差不多同时期的苏维托尼乌斯却说，尼禄纵火烧城，因为古旧的罗马让他厌倦。孰对孰错，至今仍是悬疑。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弄清楚历史的真相。
在塔西佗的笔下，尼禄是违背贵族传统的暴君，“伤风败俗”的典型。他有着“令人作呕”的登台唱歌的愿望，还喜欢写诗，并且即兴吟诵——这些诗作，不过是附庸风雅的人“把尼禄本人胡诌出来的零碎诗句，好歹全部凑成整篇”，而尼禄从希腊引进的舞台表演，则让“逐渐堕落下去的国家道德，被这种外来的放荡作风彻底摧毁了”。韦戈尔却说，“如果尼禄是一个残酷的暴君，是一个愚人，而只是出于虚荣心才使他认为自己是一位伟大的歌唱家……那么，对他死后的追念，就不会激起人民如此巨大的热情。”
尼禄死于前妻的忌日。两个行省揭竿而起，护军也背叛了他。仓皇逃离的皇帝害怕罗马式的处决方式，用随身携带的匕首自杀。以《编年史》和《罗马皇帝尼禄》的译者——王以铸的话做结语吧：“这是有意识地被训练成皇帝的继承人，并且被强制安放到皇帝宝座之上的一位艺术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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