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福克纳多次邀请出版商——贝内特去自己的家乡做客，却一定不曾想到，他的初次到来，会在葬礼上。
天热得要命，走出空调汽车的贝内特·瑟夫感觉自己像是在洗桑拿。奥克斯福德，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南方小镇，威廉·福克纳的故乡，人们对陌生的闯入者爱搭不理，直至有人认出，他就是电视上的那个“明星”，敌意才烟消云散。灰色的棺材被抬上灵车，经过小镇的广场。两千多人默默伫立，仿佛一切都停止了运转。人们突然意识到，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同乡。
和贝内特相识时，福克纳已经出版了五本长篇小说，却一直叫好不叫座。贝内特将他的新作《圣殿》——在1931年，那可是惊世骇俗之作——带回宾馆阅读，紧接着，他一口气读完了作家之前所有的作品。
兰登书屋的老板贝内特擅长和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作家——他们通常个性鲜明，不那么好说话——打交道，很快，福克纳就成为贝内特的作者，此后他所有的作品都由兰登书屋出版。威廉福克纳、尤金·奥尼尔、詹姆斯·乔伊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杜鲁门·卡波特……一系列的杰出人物出现在兰登书屋的作者名录里。他们可不是毫无生气的人名，而是一连串鲜活饱满的影像和妙趣横生的轶事。
福克纳酒量不大，可他一看到上等的葡萄酒，就不自量力地多喝。甚至有时候，为了逃避不想干的事情，他也会假装喝醉。酒量很大的乔伊斯真的喝醉了，他想给客人们演唱几首爱尔兰民歌，却遭遇太太诺拉的坚决反对。于是，一场抢夺钢琴凳的大战开始了，俩人各抓一头，朝着相反的方向拉，诺拉故意松手，乔伊斯便拽着琴凳摔倒在地。客人们赶紧告辞，仍旧坐在地板上傻乐的乔伊斯的太太说了最后一句话：有朝一日我会写本书，书名叫《和所谓天才生活二十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刘易斯一度将自己写作不太顺利的原因归咎为前妻——因为他听从了她的劝告，请专业打字员打书稿的终稿。要是作家不亲自打出作品的清样——一边打字一边修改润色的话，他就会对作品丧失部分控制力。
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商业禀赋，让贝内特在事业的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他不失时机地以优惠价格买下了自己前老板的“现代文库”——现在经典名著的廉价版本，创建了兰登书屋。作为美国出版史上伟大的经营者，他绝不只是个商人，专栏作家、电视明星、传媒领域的这些行当，贝内特样样精通。喜欢尝试、无所畏惧的乐天派个性，在他的自传《我与兰登书屋》里显露无遗。
肯定有乏味甚至让人难以忍受之处，不过，贝内特在意的是乐趣——他想要这样的墓志铭：“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于是，你读到的就是风趣开心的人生。“一点点的幽默就能让我们的生活有劲头”——不是所有出版商都如此“孩子气”，法国出版“大鳄”加斯东·伽利玛的个性就与贝内特截然不同。
要不是研究者们——《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的作者皮埃尔·阿苏里就是其中一位——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使劲“挖掘”，伽利玛将是一个“谜”。他拒绝写回忆录，许多档案资料也被当作“秘密”而封存，人们熟知的是出版社的“业绩”：它的作者，获得过6次诺贝尔文学奖，27次龚古尔奖，18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7次费米娜奖……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中，只有少数几个成为伽利玛“遗憾”的“落网之鱼”。但是，竞争依然激烈。对手是出版界的另一个杰出人物——阿尔班·米歇尔——他的一生，大约可以用传记的书名《一个出版人的传奇》来概括。
1919年12月，根据传统，结束了特鲁昂饭店的午餐之后，龚古尔奖的评选结果得以宣布。普鲁斯特的《在少女们身旁》，以6票对6票，险胜多热莱斯的《木十字架》。本以为胜券在握，米歇尔印好了一万册《木十字架》，就等获奖后上市。没想到，大奖被伽利玛出版社抢了去，眼见着普鲁斯特的书销售一空，精明的米歇尔给多热莱斯的书包上了腰封，在 “龚古尔奖” 的大字下面，是几乎看不清的几个小字：“十票得了四票”。伽利玛气疯了，他把米歇尔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撤掉腰封上的文字，并赔偿损失。米歇尔乖乖照办，赔偿了两千法郎的损失——相比于“轰动”的官司带来的图书销量，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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