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传统媒体流年不利，从业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上海的《新闻晨报》倒在了2014的年关当口，有着官媒背景的财经报纸《国际金融报》则宣布日报改成周报。
“十年青春空飞扬，人未老，报先亡。新识旧友，何处诉离肠。千简万牍著文章，朝随露，夜伴霜。一夜北风旗幡乱，刀笔断，鸟弓藏，青丝白发，谁人不彷徨。往昔峥嵘随流水，落花黄，晚报殇。”2014年1月1日，《新闻晚报》以休刊的方式结束了14年的办报史，这首在媒体圈流传颇广的江城子据传是《新闻晚报》的记者所作。中国媒体人中，以纸媒人的文字素养最高，也最具有悲剧英雄情结。如今，这份才情只能为自己的事业谱一曲挽歌，着实令人唏嘘。
新媒体“狼”来已久
在新技术新渠道的冲击下，“报纸消亡论”等“狼来了”的叫法从寓言到预言，而今终成现实。
中国媒体的生存夹缝从来没有像2013年这般逼仄，来自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骤增，尽管，这种压力并非中国媒体独有。广告效益的加速下滑已经构成了足以致命的危机。有数据统计显示，中国传统媒体2013年广告经营收入急剧滑坡，远远超出了整体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关联效应。这其中，尤以纸媒为重灾区，仅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报刊媒体广告市场投放季度同比跌幅即达到12%，为2010年以来最大降幅。2013年上半年盘点之际，6家报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已有4家，降幅最大的为ST传媒，达71.93%。
某报业集团的老总表示，前年和其他报业老总见面谈的是哪家媒体的经营下滑了，去年谈论的是哪家媒体的经营下滑的最多，今年谈论的是还有哪家媒体的经营没有下滑。
一年中，风声鹤唳的记者编辑们，不断听闻报纸杂志裁员乃至关停的噩耗，尤其是在发达城市和财经、时尚报道领域，《好运MONEY》和《钱经》先后宣布停刊，第一财经不再续租宁夏卫视的上星渠道。一些沿海地区的都市报之所以还能维系，依靠的是缩减版面及降低员工薪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种做法对于试图用“内容为王”反戈一击的纸媒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我们还需要报纸吗？
纸媒衰落的原因，归根到底只有四个字——产能过剩。
横向来看，特定区域内的传媒市场可容纳的传媒数量是有限的。通俗地讲，就是一座城市或者说一个地区的人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份报纸，而且，大多数地方都市报的内容看起来都差不多。
以《新闻晚报》为例，尽管宣称追求“办最有用的新闻，最好看的报纸”，但与国内大多数都市报相比，哪怕是与本地的《东方早报》相比，《新闻晚报》也并没有更多的差异化定位。
本来，同城的传统媒体竞争就甚激烈，加之后来遭遇强大的“公敌”新媒体，大大稀释了传统媒体的市场浓度，使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严重分流。
纵向来看，结果可能更令人沮丧。因为读者的业余时间是有限，阅读报纸的时间不是全部转变为浏览门户或是自媒体。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手机变得无所不能，而4G时代的来临则意味着人们花更少的钱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娱乐服务。和编辑记者抢饭碗的可能是一段视频，一个游戏，或者来自社交网站的朋友圈更新。
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纸媒消亡的趋势更加明显。2008年，坐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等重要媒体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业集团宣布申请破产保护；2009年，拥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止纸媒发行而改出网络版。
传统媒体转型之难
纸媒人的危机感由来已久，改革自救的口号喊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从互联网浪潮席卷中国开始，就进行着各种新媒体转型方案，开着各种新媒体经验交流会议，但基本是“夜里思量千条路，明朝依然卖豆腐”。从门户到论坛到社区，再到微博，传统媒体错过了一个又一机会。
纸媒从业者们继续从开选题会到编辑组稿，然后三次校对，责编、主编、总编层层审核，最后赶在凌晨两三点进印刷厂，到读者手里这新闻已经过期12小时以上了，末了卖一张报纸还要多亏5毛钱。
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终于有机会和新媒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可以直接跨越PC端跳跃到手机端上，做个独立APP争回些地盘和颜面，但残酷的现实表明折腾半天花巨资却又一次打了水漂，做的都是僵尸APP，读者下载一次以后就再没有打开过了，跟领导汇报时只敢说下载量，从不提活跃度。
去年10月，纯干货的《中国经营报》社长李佩钰的“内部改革动员令”似乎标志着市场化媒体的清醒认知和转型决绝——取消广告部，组建项目组。这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但效用究竟几何？还要交给时间。
何苦坚守一张纸？
对于《新闻晚报》的休刊，并非所有人都兔死狐悲。
网络时评家五岳散人亦有感：“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对于社会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电视对社会的意义，至少与印刷术可以等量齐观。纸媒可以死、电视可以死，任何传播媒介都可以死，但新闻不会死，死的是死脑筋的新闻人。麦克卢汉说过：传播媒介决定传播内容。重新出发吧。”
是的，新闻不死。有的圈外人就曾不解：“报纸没了，就把采编好的新闻发到网上呗，记者们干的活儿不是一样吗？有什么可悲伤的？就因为舍不得那张纸？”
他们舍不得当然不是那张纸，而是曾经独享的“话语权”，曾几何时，传统媒体对话语权是垄断的。官方要公布政策，需要媒体；企业要打广告，需要媒体；老百姓要维权爆料，需要媒体。而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也来了。传统媒体被不断地架空，和话语权一起流逝的，还有从业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的一篇为市场化媒体把脉的稿子在微信群里被广泛传播。按照他的分析，在所谓“党报党刊-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的三分格局下，党报党刊因天然的优势，暂时不存在太多危机感，网络媒体“挟技术之利器、资本之优势，正不断吸纳弃传统媒体出逃的精英。
面对“都市类媒体实力大幅滑坡，正变得难以为继”的局面，胡泳对于传统媒体人的痛苦与救赎，采用了一个比喻：“铁匠在啤酒中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铁，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铁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
《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表示：“有生有死才正常，不幸的是，其他行业正常的事，在传媒这个封建土圩子里来得太晚了，整个土圩子里没有品尝到高潮却面临崩塌，当然各自命运会有不同。不过，千万别怪技术，现在还轮不到技术搞死我们，我们自己先自杀了……媒体的各种死法，即将上演，但若诿过于技术冲击，或过多诿过于体制（目前只是背景，长远看是），都是逃避责任。”
朱学东的话意味深长，对于传统媒体人无疑是个警醒。但讽刺的是，就在朱学东说出此话不久，《中国周刊》因投资方撤资而面临停刊，记者遣散的消息正在网上开始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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