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医疗市场的扭曲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次挖出的故事是“走廊医生”兰越峰。她那句“（医院有人）说我挡了他们的路”颇让舆论沸腾。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50岁的兰越峰原是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一位患者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主治医生却要给他安装心脏起搏器，并要兰越峰配合出超声检查。这位女医生觉得太过分，没有出。医院用灾后捐款买彩超设备，明明价值只有160万元，却让兰越峰在230万的发票上签字。这位女医生没有签。于是，医院领导以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靠边站”。兰越峰无奈，只好天天坐在走廊里。
需要说明的是，兰越峰坦言，之前，为了“帮助”其他科室的收治住院病人，哪怕超声检查并无大碍，她也默契地凭空写一点点问题上去，直到良心再也无处安放。
行为艺术式的抗争和超出想象的情节，让这个故事迅速流传起来。其实，它揭示的问题——过度医疗——却不新鲜，甚至可以说相当陈旧。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中国医疗体制几十年了，新医改所要解决的也正是这个桎梏。
中国医疗市场重病缠身
媒体能做的只是添加更多的细节：
中央电视台拿到的一份超声检查显示，患者检查的部位是妇科，超声检查描述里竟然写前列腺；患者检查的部位是心脏，超声检查描述的是肾脏；患者检查的部位是甲状腺，超声检查描述的却是双眼……
《法治周末》则列出一串数据。据统计，2000年中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20多倍。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中国是12∶1。
光明网还转载了这样的事实：《2012年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2012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的给药途径分布，静脉注射给药占53.5%，其他途径注射给药，如肌肉注射，仅占2.7%。专家指出，明明吃药或打针能好的一点儿小病，还非要用输液去解决，就好比拿大炮打蚊子，小题大做、有害无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度医疗”。
种种乱象说明，中国的医疗市场重“病”缠身。缘由似乎也早为人们所熟悉：当年政府财政吃紧，就让医院到市场上“自谋生路”，并且允许其加价卖药，即为“以药养医”。这个口子一开，医院、医生可以明目张胆地挣钱，其主要手法是大检查、大处方，这就是过度医疗。本不用吃药的吃药了，本不用手术的手术了，本不用住院的住院了，弄得患者不堪重负，叫苦不迭。
于是，矛盾来了。既然“病”症不罕见，“病”因已找到，为何久治不愈？数十年间，政府一再出禁令，舆论一再声讨，政策一再强调，却仍然没有明显改观，是何道理？
它折射的其实是医改的巨大困境。
“医改进入深水区”是句含糊话
卫生部原副部长孙隆椿最近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改了这么久，实际上核心问题还没有真正起步，所谓的“医改进入深水区”不过是一句含糊话，至于深水在哪儿，要往哪里游，全然不知。他认为，医改要注重顶层设计，就是要将重点转向“预防为主”，这才是卫生部门医疗工作转型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对于他的观点，很多人人深以为然。如果医生的工作主要放在令人不生病上，那么过度医疗肯定就不治自愈了。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说得更直接：在健康维护的“疾病预防-临床诊疗-临终关怀”三个有机环节中，医改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了临床诊疗阶段，疾病预防做得不够，因为它不能给机构带来经济利益，也没有“显性政绩”。临终关怀的缺乏，大部分人生在医院，临终仍在医院，致使在医疗资源总体不足的情况下， 又有大量资源浪费存在。
他还评价说，过去几年的医改，更多是在技术层面使蛮力，比如取消以药养医，号召医生多点执业，推行医院等级评审等，左冲右突，到头来也没有真正突围，真正指向重点难点的体制机制改革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改革等，也难形成气候。
庄一强的话在“走廊医生”事件中颇能显示其意义。因为兰越峰讲到，医生过度医疗的表象下面是有一套创收机制在支持的，并非纯粹良心坏死。这套机制包括明确的经济指标体系和人员考核办法等。在此机制下，科室收入多少、医生奖金几何直接取决于从患者身上“割多少肉下来”。于是，在缺乏任何约束的情况下，科室、医生各施所长，以至于发展出科室的“双算”分成办法，甚至“谁挡道就推倒谁”。
面对此种情况，道德的重申和谴责——这是舆论最喜欢干的——已显多余。不管你骂医生是披着白衣的狼也好，也无论你翻出发黄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也罢，在强大的组织和系统的制度面前，这些都显得苍白无力。
医生的处方权必须加以规制
诚如庄一强所说，医改要在体制上下功夫。如果想改变过度医疗，不让医生的手乱动，根本的是要改变医生、医院的激励约束机制。如同一场牌局，要通过改变规则来改变玩家的行为，而不是靠看似痛快的道德说教。
现在，医院和医生的状态早已不是当年以药养医启动之初可比，妄想通过简单的取消药品加成隔断医药利益输送也不免太过幼稚。
在201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葛兰素史克行贿门”中，人们已经发现，医生和药企之间早已形成了隐秘而牢固的利益纽带，其中花样之多让人错愕，它已经不可能靠形式上的办法就能剪断和裁除——即使医院不设药房，医药代表进不了科室，药企依然可以知道哪个医生卖了他们的药了。
“走廊医生”事件则向人们揭示，在医院内部，这个体系已经发展到到了怎样的地步。它不仅细密、复杂而有效率，而且能够“劣币驱逐良币”了——不和我们玩，你就靠边站。
种种可怕的景象告诉人们，医改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要敢于碰“硬”。医生的处方权必须加以规制，必须更为透明，置之于社会各方的监督之下，方能使之不再沦为药厂、医疗器械厂的销售链。同时，对于为患者利益不遗余力工作的医生必须名利双收，从而将医生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医生的收入必须来自他为患者服务的价值，而非为药厂工作的卖力程度。激浊扬清，医疗市场才能正本清源，走向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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