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知乎上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愿意来‘北上广深’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
这个问题显然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勾起了诸多回应。一名叫“王远成”的年轻人在新疆某城的家里用手机看到这个问题，打拼上海的前尘往事顿时浮上心头，“立马跑到电脑前回答，因为感触实在是深。”
他一下子写了5000字。从2008年一个“三流民办大学”毕业到上海打拼，讲到自己2013年因为母亲生病而不得不回到家乡，期间的艰辛和两个城市的状况对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很快，这个回答就成为这个问题下点赞最多的一条。进而，又从知乎传遍网络世界，“要不要逃离‘北上广’”再次成为春节后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离开还是坚守，成为许多年轻人最大的纠结。
蚁族蜗居
2008年，王远成怀揣着2000块钱只身到上海，当时他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甚至因为翘课，学校连毕业证都没发给他。在钢筋水泥林立、玻璃幕墙包围的城市里，他住进一套月租只有650块的小单间，“房间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笔记本电脑”。除了他之外，这套房子里还住着8个人。
也是在那一年，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执笔完成了近五万字的调查报告，经国家社科基金系统报送中央。最终，这部报告以《蚁族》的名字出版，关注的是那些如王远成一样，大学毕业后群居在价格便宜但空间狭窄的屋子里的年轻人。如农民工一般，“蚁族”这个词迅速成为这个群体的代名词。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大城市并不友好。它陌生又冷冰冰，快速又劳累，拥挤又压抑。王远成每天6点半起床，排队等厕所，排队挤地铁。为了节省，中午不吃午饭。晚上回家又是排队做饭、排队等厕所。这种生活，对打拼在“北上广”的年轻人并不陌生。
那时候就已经有人离开了。一名叫王宁（化名）的211高校毕业生2008年考研失利后进入一家私企做行政，收入低且工作也不是自己想做的。纠结很久后，这名80后的姑娘还是决定听从家里的安排，回到郑州老家，进入一家大型金融企业的办事处上班。
那一年，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短暂的震荡后，开始了头也不回的上升之路。随后，一部名为《蜗居》的电视剧开始流行，这个词与蚁族相伴而生，成为压在许多一线年轻人心头的负重。2010年，一篇《珠三角都市涌动“白领返乡潮”》的文章，终于把媒体的目光吸引到这批倒流回二三线小城的群体身上，“逃离‘北上广’”开始成为一个不断被提及的话题。一大批像王远成、王宁一样的年轻人，在疲累与纠结中，离开一线城市，回到家乡。对这些人来说，二三线小城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更熟悉的关系网络，或许，更幸福的生活。
关系网络
王远成可没想过要逃离。即便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即便加班成为一种正常生活状态。他也看到了“逃离北上广”的那些连篇累牍的报道、评论，但他还是在这座距离家乡直线距离有2000多公里的城市里坚持着。因为在这里，他的努力有了回报；在这里，他被逼着去拼命学习，升了职、加了薪，终于能够带着女朋友干想干的事、去想去的地方，“我的工资可以轻易地买得起iPad、iPhone，网购的东西基本第二天就到了。”
但回到家乡的王宁却感到了种种不适。虽然工作清闲，收入也不错，但那种缓慢的工作节奏，“甚至可以说是拖沓，时常让我很抓狂。”而且在她周围盘绕着的是一个躲不过去的关系网。“更多时候大家是在拼背景而不是实力，很多人仗着自己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奋斗发展的心思，懒懒散散的，而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因为没有特别硬的背景，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
对此，王远成感触也很深。王远成2013年终于因为母亲重病回到故乡小城后，靠着亲戚关系，得以进入一个机关工作。“机关的小领导很势力，给我安排各种工作，在这种机关单位，你有能力，那你就多干活，没有能力你就混日子。反正月底大家拿的工资一样，一段时间后她知道我是某个领导的亲戚，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什么都不用我干，还立即给我评了先进，让我哭笑不得。”习惯了上海的拼命工作后，他感觉在这座城市里“你努力上进根本没用，因为谁该受到重用和提拔都是领导说了算，人脉和后台就是一切。”$nextpage$
于是，在逃离仅仅一年后，“逃回‘北上广’”又成为一个新话题。
“公共设施的发达，代表的是城市文明的程度，这一点上，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学毕业生在一线城市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后，回到二三线城市难免会不适应，心理上也会有落差。加上他们的人脉资源基本上都留在了大城市，回到小城市要适应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变化，如果对当地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这样的转变就很困难。”廉思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这位因为“蚁族”研究为外界所知的学者，现在担任对外经贸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环境难民”
事实上，对一座人口千万计的城市而言，总是有人离开，有人进来。虽然中国的户籍政策仍在试图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尤其是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规模，但自由的流动早已成为大势所趋。
王远成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站住了脚跟，月收入1万，带着自己的团队，吃着免费的面包、饼干、方便面、火腿肠加班，相信自己有更好的未来。只是这时候，“母亲查处患肺癌，胸腔积液止不住，几乎丢了性命，我为了母亲离开上海，回到家乡。”
王远成身后的上海，已经时不时被雾霾笼罩。就在他离开不久，上海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天气。而另一座城市北京，则长期处于雾霾笼罩之下。
空气的污染，逼得许多人再次面临离开还是留下的纠结。这是一个比工作压力更令人感觉沉重的问题。环保工作者钟裕向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因室外空气污染，2010年中国有120万人过早死亡，中国公众还损失了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而她则在带着一个“机器肺”跑完马拉松之后，最终决定离开。
那是一台空气采样仪，可以模拟人体呼吸，每小时吸入4L的空气，空气中PM2.5会吸附在一张采样膜上。她至今记得“机器肺”中采样膜片的样子，颜色灰黄，数值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对日均PM2.5浓度上限（35微克/立方米）的4倍”。她为自己留了退路，并不想贸然做出决定，决定继续测验下去。她背着“机器肺”生活、上班甚至是睡觉休息，结果空气里重金属砷的个体日均暴露浓度最高是国家标准（年均）的6倍。这个结果，最终迫使她离开了北京。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商人、艺术家、教师、厨师……与2010年那次逃离“北上广”不同，这次离开的人们大都是中产阶级。新华网引述《纽约时报》的说法，称这些人为“环境难民”或“环境移民”。
但这是否是一个好的选择？故乡的小城，是否是世外桃源、环保之地？一切都还很难说清。同样是在2013年，《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写下一篇文章《北京依然值得留》，其中写道：“我不相信北京的空气是中国最坏的。你可以查一下，中国哪些地方的酸雨严重，这个网上有，而且那一定不是北京，说不定就是你的家乡。你住在北京，有人天天给你报告空气污染指数，你感到惊恐，以为不得了了，然后你开始想念故乡，在你的想象里，故乡的天空永远是明澈的，像童年一样明澈，但这是不实际的，故乡现在不是那样，童年的故乡再也回不去……而我相信，未来15年，北京的空气可能比你的家乡进化得快。”
2013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带，都被一团幽灵般的灰色雾霾覆盖。混合着硫酸盐、硝酸盐、钠、镁、铝、铁、铅、锌、铜等细微颗粒物的雾气，侵扰了25个省份的100多座城市。上海“爆表”、杭州“爆表”、南京“爆表”……那些为了雾霾离开北京的人们沮丧地发现，“没想到这边也不逊色于北京”。
这一次，他们还会回来吗？
王远成是坚决要回去的。整个春节期间，老家的空气意外达到一级优的水平，王远成呼吸着相对舒朗的空气，在知乎上写下那篇回答。在自述的结尾处，他写道：“我更知道我有一天会回上海的，哪怕会变成房奴按揭。我不在乎自己是否有房，因为我有理想。留在上海，让我的后代有更好的生活，已经是我此生最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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