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大学学习影视和纪录片时，大量的时间都在观看纪录片，中外优秀的纪录片一气儿观看下来，得出两点结论：中外纪录片的呈现手法有很大差异，中国纪录片偏重体悟和心性，国外纪录片偏重于探究和价值观传递；中国纪录片在专业技术层面上与国外存在不小的差异。
得出这种结论的可能不止我一人。所以，当新华社、央视等国内媒体的广告越来越多地现身于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上，业内人士却表现了谨慎的乐观。如果不是伴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理念的创新，所谓的争夺国际主流话语权不过是痴人说梦，充其量只是到人家的地盘上摆个小摊，彰显自身存在，赔本赚吆喝罢了。
最浅显的一个事例发生在最近，许多年以前，国外同行已经摒弃了那种“皮下注射”式的传播理念，转而以受众为主导，以轻松诙谐的编排手段、曲折的剧情和对人性的深邃观察传输某种主流价值观时，我们的央视却在街头逼问“你幸福吗”？以至于网民调侃，“您需要真实回答还是官方话语来回答？”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或许已经习惯了这样被逼问、被灌输。过去，我们的影视作品几乎都打上了这样的烙印。这些作品道德教化的功能较强，与时政联系密切，主题先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为说教成份大，许多人认为其真实性堪疑，逐渐对其失去了兴趣。
具体到与每个家庭密不可分的娱乐项目——观看电视剧，越来越多的人对韩剧、日剧、美剧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家庭主妇们，哈韩、哈日族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群体。
为什么爱韩剧？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归纳起来也无外乎几点：生活气息浓厚，那些平凡人的生活琐事、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总能牵动普通人的思绪。似乎，他们一眼看透了我们内心期盼什么，在生活中缺乏什么；注重细节与包装，那些俊男靓女、庭院山宅，隐隐约约能拨到我们心底的某根弦。
反观我们的电视剧，充斥荧屏的都是抗日剧、大辫子戏、谍战片，惟一能贴近生活一点的，却是没完没了的婆媳争斗。
优质国剧漂洋过海
2010年，中国电视剧产量约有1.47万集，已成为全球电视剧第一制造大国，其实，5年前中国就是这一数据的老大。相较于庞大数量，其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却是十足的矮子。国产电视剧出口量不大，辐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表面红火的背后，始终没有完成“走出去”的使命。“外焦里嫩”的国产剧是如何炼成的？这恐怕不能用简单的是非判断来回答。
曾经，影视艺术家是一个个让人如雷贯耳、高山仰止的符号，如今却成了各种大杂烩的代名词。有人说，你在北京北三环附近，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几个编剧和导演。人数虽多，但真正对社会有深刻细致观察的却不多，创新型人才尤为缺乏。近年来，受利益驱使，大量热钱盲目涌入影视圈，看到某剧成功，纷纷跟风模仿，这种急功近利的投机行为催生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
产业利益分配不合理，也使得精品贫乏。抱怨演员片酬太高，是近来一些制片方的习惯性动作。国产剧投资很大一部分用于请明星，创作、制作偏弱势成必然，不合理的分配格局，怎么能吸引到优秀的编剧，怎么能保证制作精良呢？这一问题由来己久，各方却只是抱怨，没有办法。
中外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也影响着中国电视剧开拓海外市场。中外电视剧好比国画与油画之间的差异，重直觉与重视逻辑等方面的差异，也很难让外国观众体验到中国电视剧所表达的内在情感。比如，在业内叫好的《龙脊》、《藏北人家》等纪录片，国外观众很难体味到中国山水画精髓中的意蕴。相信随着中外文化、经贸往来的加深，这方面的分歧会日渐弥合。
值得一提的是，唱衰的声浪不低，还是有部分作品飘洋过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时，特意提到了在该国热播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一些影评家认为，接地气是这部电视剧被中外观众所认同的重要原因，它之所以格外受非洲观众欢迎，是因为“婆媳关系与非洲人普通生活息息相关”。
这方面的例子并不鲜见，在谍战剧一窝蜂上映时，《潜伏》仍能一枝独秀，俘获观众，与其“微言大义”不无关系，许多人对编剧的台词工夫尤为折服，历史的台词对当下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可惜很多类似剧一味跌入猎奇，烛照历史、观照现实的并不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泰国时，也特意谈到了在该国热映的中国影片《泰囧》。这部影片仿佛成了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使者。《泰囧》在国内创造了13亿票房的奇迹，尽管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故事性和思想性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无可否认，它具有韩剧的某些特征，是一部注重细节和制作的影片，也契合了某些阶层内心的需求。
传递价值观也要讲究“手段”
韩剧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很多人忽视了它在推介韩国、树立国家形象方面的更大贡献。其实，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暗藏着这个国家鲜明的价值观念输送，在如今年轻人偏好的好莱坞影视剧上，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的电视剧应该如何输出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这是众多文化学者在思考的宏大命题。优秀的影视剧之所以能跨过文化差异的鸿沟，历经数代而不朽，在于其传播的价值观能直指人心，直指人性。《辛德勒的名单》深刻反思了战争之恶，《拯救大兵瑞恩》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伴着《阿信》长大的人，读到了坚强和励志……它们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性依然能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而当下我们的影视作品传递着怎样的价值观呢？比如，人民日报就批评过热播电视剧《甄嬛传》，称剧中宣扬一种比坏心理，好人只能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还有各种抗日神剧对历史的歪曲，把残酷战争中血腥暴力的一面当作消遣……倒是我们经常鄙夷的日本人，其影视作品中经常表现出忠诚、勇敢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一面。
“中国人魂丢了，现在要把魂找回来。”北师大的钟敬文教授说。如果说，这是文化断代的一代，一点也不为过。自五四以来，经历历次运动，中国人连传统文化一块儿，泼脏水泼掉了孩子，这直观地反映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上。
但是，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亦不能一概而论。“对外文化政策应该不断发展变化，并忠实地反映文化本身的变化和外交的发展。我们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躺在祖先的荣光里停滞不前的形象，要展示我们的发展创新。”法国文化官员曾这样表示。这对今天的中国尤有借鉴意义，任何一次文艺复兴的过程都有这样的规律，不是固守传统，而是回到原点，将古今中外文化的优秀部分融合起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这种继承和兼收并蓄，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才能让我们的影视剧在“走出去”的路上越行越远。
仅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还是不行，还必须灵活掌握传播手段。学者张颐武曾呼吁，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下苦功夫。在他看来，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的价值观正遭遇极大挑战。“与西方世界对其主流价值观的迂回传播不同，中国的宣传方式显然落于生硬。如果不考虑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中国的‘和氏璧’或许只会被看作一块‘顽石’。传播中国文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和氏璧’的内在价值通过国家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建设彰显于世。”张颐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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