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从1977年恢复以来，在国人心目中就被视作改变个人命运最好的平台，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文明进步，因此有“彰显社会风气的一片绿洲”之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考的改革从未停止，这些完善“全国最大人才选拔体系”的举措，或为呼应一时需求与矛盾，或期促进社会公平及发展，无一不牵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长期利益，影响可谓深远而复杂。
时至今日，人们对高考热度不减；但是，高考与教育的内在关系、选才模式与人才战略的科学布局，逐渐成为讨论重点。高考的“绿洲”之意，不仅对社会而言是如此，在人的完善和发展上，高考也应成为人本主义教育观念的直接体现和重要组成。一种观点逐渐成为共识：高考改革，应挣脱单一的功能性体制修补的狭隘视野，而从人性塑造和人格完善的起点上，朝恢复其人文基础的本来性质和面目努力。
招生体制改革影响最大
高考改革，不止是命题方向或考试方法的变化，就目前而言，它起码涵盖了招生计划、考试内容、考试形式、录取方式等多个环节上的变革与调整。其中，招生体制改革，是影响面最广也最彻底的一项改革。
高考招生体制的改革，又分为招生来源体制的改革和收费体制的改革。从1983年“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模式向“计划+调节”模式的突破开始，高招经历了单轨到双轨再到单轨的变化；与此同时，人们对上大学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国家掏钱培养，统招统分”，到“公费生、自费生分数有别，收费迥异”，再到“自费上学，自主择业”的演变。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了收费上学，标志着高校招生并轨改革的落幕。
高招虽然是“考”后工作，却是高考目标和结果最重要的体现。近20年从听凭国家计划安排到一视同仁自主选择，这样大规模的涉及教育权益公平普及的观念转变，只发生在作为高考改革最重要内容的高招改革上。生源和收费的颠覆性制度变化，既有效扩大了中国高等教育覆盖人口，使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教育，又在事实上将经济杠杆引入高校和高教领域，并完全刷新了公众对于高考和高教的成本意识，也为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功利化、金钱化等不良倾向，埋下了伏笔。
“会考制”目标未达势已微
在中国教育界对于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其实与公众一样焦虑。通过建立会考制度取代高考，以能力评价代替成绩选拔，而把选才放给高校各自完成，这样的改革设想促使教育主管部门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号召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毕业会考制度”。
1984年，上海率先开始试点；1988年，浙江实行证书会考制度；1992年，会考制度在全国全面推行（西藏除外）……
然而“会考制”来得艰难，去得草率。以取代或者起码并行于高考为目标的高中会考，在高考不弱反强的指挥棒效应之下，被逼迫得沦为陪衬角色。由于高中毕业资格对个人发展没有太大意义，“大学生”身份以及认定该身份的高考，仍然是阶层流动的重要门槛，学校、学生和学生家庭，都严重漠视会考的价值和严肃性，甚至导致会考作弊严重，评价扭曲，而最终成为鸡肋。再加上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会考“既加重学生学业负担，又加重经济负担”的抱怨，2000年开始，自上海取消会考后，湖南、湖北、江苏等省也陆续取消。十年探索到推广，又在十年实践之后，草草抛弃。
但是，完全否定会考制改革的努力是不公正的。正是会考对于高考“纠偏”和知识体系完善等目标的努力，推动高考逐渐走出了文科六门、理科七门的“六七模式”，而这一模式又是后来一系列高考科目改革的重要依据和参考。而且，会考制探索中的许多新尝试，比如试验操作考试、英语听力考试、开放性考试、一年多次考试、无纸化考试等，也都被高考迅速吸收，而成为高考改革乃至其他社会考试改进的重要经验，对中国各类考试的公平性与科学性，颇有积极作用。$nextpage$
科目改革最抢眼也最麻烦
考试科目改革，无疑是高考改革的难点与热点，也是人们关注讨论的焦点。这项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7年至1992年的“大文大理”高考模式时期；1992年至1999年的“3+2”考试模式时期；和1999年至今的“3+X”考试模式时期。
从30多年实践来看，高考科目改革，手段主要集中在“粗细调整”上，目标则始终盯住纠正高中教育偏科问题，从作用而言，这项改革也确实一定程度地实现了让高考“从统一走向多元”。
高考对教育最大的伤害，在于它几乎成为高中教育的终极目的和绝对指挥棒。而一旦整个中学教育都把升学当做立命之本，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就会被忽视，这是中学教育本末倒置的原因。很长时间里，中国的高中生从高一或高二开始，便按高考科目分科上课，文科不学物理、化学、生物，理科不学历史、地理。偏科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再加上高考招生理科人数多于文科，这虽符合社会需求，但由于叠加了“升学主义”倾向，更严重干扰了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材规划的科学性、完整性，导致“重理轻文”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由于高考风行“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的命题原则，促使学校的教学紧紧围绕教材进行，采取统一课程、统一教材、统一评价的刻板方式，忽视学生个性发展，非常不利于多层次多方面人才的培养。这为整个社会的人才结构和发展结构也带来诸多问题。
“3+2”考试模式尽管为纠正高考的片面导向和功利主义做了很多努力，开始推行后也颇有成效；但是，与会考制的失败类似，由于这次改革仍处于“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高考的评价功能丝毫没有减弱，所以对中学教育的触动其实不大。
随着1997年素质教育高潮年的到来，批评高考制度弊端、强烈要求高考改革的呼声高涨。从1999年高考科目设置改革至今，中国已经采用或正在采用的高考模式有6种，统称为3+X模式。从实施情况来看，确实让中学的教学思想、组织形式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然而，在改革中人们也发现，“3+X”被异化为“3+1”模式，综合能力考的“综合”，还处于学科“冷拼盘”状态，甚至高考科目越少，学生偏科情况可能越严重。例如，在实行“3+2”改革方案后，生物、政治和地理科目与高考松绑，却导致这些科目在中学受到冷遇；相应地，大学地理系和生物系的学生也面临就业困难的窘境。为此，71位中科院院士曾联名提议恢复生物在高考中的地位，以保证生源质量和教学研究的需要。这真实地反映出高考的指挥棒效应，以及高考与整个国家的学术科研发展之间不健康的联系。
是是非非“保送生”
推动高校招生摆脱对于高考的过度依赖，促进高校自主性，始终贯穿与高考改革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保送生”制度的恢复和完善，最能体现这种取向。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尝试过高校保送生制度，因效果不佳而放弃。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尝试恢复这一制度，颁布文件对保送生的比例、条件等作出规定。其后，保送生制度中的保送条件，由谁认定保送资格，“保送”与“考试”之间的关系，以及“保送”是否过多过滥等，均广泛引起关注和争议。
保送生制度的初衷，一是试图发挥对中学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二是为高校选拔更适应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改革之初，研究表明保送生的创造能力和发展潜力都比非保送生要高。但是，在过于沉重复杂的高考背景下，保送生制度的弊端及不良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学校为谋求自身最大利益，“荐良不荐优”、“推官不推民”，以及各种比赛、评优寄生保送生制度，弄虚作假营私舞弊，造成权力和金钱等因素对高校招生的侵蚀。2000年曝光的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选拔黑幕，使各界对保送生制度的质疑和批评进入白热化，教育部随后作出“压缩规模，严格标准，严格管理”的规定，并提高了保送的标准和条件。
保送生制度改革的两难，体现了过去高考“一考畸重”以及中国人情社会的诸多矛盾，解决起来殊非易事。但是，保送生制度所体现的教育个性化、针对化和连续化探索，仍使其具有合理空间，在未来高校招考更趋多元的背景下，这项制度的设计意图将被自主招生等方式适当分解，也才可以逐渐回归其本来面目和目标。
“自主招生”依旧心事重重
高校对包括招生自主权在内的办学自主权的渴求，早在恢复高考后不久就有呼吁。但是，这一内容最晚进入中国高考改革的视野。
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江苏省内首次尝试高校自主招生改革。2003年，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在内的22所高校也走入试点行列。高考历来被国人视为社会公平的最大体现，为避免公众因改革而对此产生忧虑，教育部对自主选拔录取改革作出了严格规定，规定内容涵盖报考条件、招生办法和录取结果公布等多个方面。2007年，试点院校扩大到59所，自主招生的比例和条件，也在谨慎原则下有进一步放宽的趋势。
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适应了高校扩大招生自主权和加强学科建设的需要，但是，正如人们预料的一样，自主招生并未能绝缘于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和腐败风气。虽然2006年，作为高校自主招生的一项重要探索，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推出“面试自主招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称作高考制度改革真正走向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破冰之举”，但是，围绕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的批评氛围正在加重。
质疑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三：第一，面试题目的随意性如何保证录取的科学公平？第二，“一面定终身”与“一考定终身”孰优孰劣如何判定？第三，此举不仅可能滋生新的招生腐败，而且也可能带来加重城乡学生不平等待遇等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加强高校自主与维系社会公平，对教育而言更具效率的灵活性与对社会而言更具效率的普遍适应性，这两对矛盾，仍集中地体现在自主招生改革中——探索仍远未得解。
实际上，除了以上我们指出的高考改革及其针对问题之间的矛盾，集中在这举国视作“抡才大典”的一年一度盛事上的尖锐矛盾，还有太多太多。例如，据《人民日报》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在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除了农村教师人才流失和农村教育资源投入不足以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大学招生倾向本地，农村学生吃亏。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调查显示：1980年~1985年出生的人当中，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5.5倍（13个大学生中，11个来自城市，只有两个来自农村），这一数据比1975年~1979年人群3.4倍的数字明显上升。《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也指出：具有更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入学机会，并较多地分布在重点院校和优势学科。这些变化，显然也与三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归根到底，如果高考仍然是一种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高考对于整个社会人才体系和阶层流动的过于强大的的工具性和功利性不发生变化，那么在高等教育规模相应不变的情况下，科目、方式等改革，就都不过是朝三暮四的微调而已。高考“第一次社会分工”的作用没有改变，莘莘学子特别是普通阶层的年轻人，就只能通过对有限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展开残酷竞争，来实现自己改变人生的努力。而基于自由成长和人格完善的教育目标，就不得不在高考这棵参天大树下，委屈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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