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5日，财政部公布了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其中国防预算为8054.49亿元。公共安全支出(即维稳经费，包括武警、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缉私警察、国安、网警等)预算未全面公布，但参照中央本级维稳经费增幅，将高逾8230亿元。自2011年起，维稳预算已超过国防预算：2011年维稳6244亿元，国防6011亿；2012年维稳7017.63亿，国防6702.74亿元；2013年维稳7690.8亿元（实用近7750亿元），国防7406.22亿。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凸显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不稳定，“安内”已经重于“攘外”。
鉴于社会不稳定形势，在2014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李海滨委员建议：像《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也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针对李海滨此言，媒体民调显示，高达9成者不予赞同。
显然，实现社会稳定绝不能靠禁播《水浒》，关健是找到不稳定的根源，进而对症下药，方可奏效。那么，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何在？
“反华势力”？
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往往强调西方“反华势力”是影响中国稳定的重要因素。官员们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也习惯于把原因推到西方“反华势力”身上。谁是西方“反华势力”？美国吗？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强调，美国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实现民主的希望：美国“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中共指出美国绝非“反华势力”，它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的同伴和朋友：“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今天，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人依然强调，美国是中国的合作伙伴而非对手。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同美企业、金融和学术界人士座谈时指出，中国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稳定的美国，这有利于中国以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的分歧，我们要永远做合作的伙伴，而不是竞争的对手（温家宝：强大的美国有利于中国发展，文汇报2010年9月23日）。2014年3月13日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也强调，中美的共同利益可以说是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的潜力巨大，要在增强互补性上多做文章。3月24日习近平在海牙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始终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但中国总有一些人，动辄把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称为“反华势力”，甚至把法官集体嫖娼也说成“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攻击上海党政干部队伍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实，那些嘴上骂美国的人，心里明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所以他们一面在国内高举反美大旗，一面把妻子儿女转移到美国。
今天，“反华势力”一词已成为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问题出现后，不是反省制度有无漏洞，不是检讨政策有否失误，不是勇于追究和承担责任，而是把责任推到莫须有的“反华势力”身上，从而轻易为抗拒批评和指责筑起挡箭牌，既可有效保护自己，又可赢得阶级立场的美誉。制造“反华势力”确能收到回避问题、推卸责任、转移视线、掩盖恶行、混淆视听、防民之口的一时之效，但社会能因此而长治久安吗？
“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
有人把直言敢谏的知识分子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何谓反动？
知识分子是以观念和思想的生产为职业的人，是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综合者、表述者、传播者、延续者。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即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所保持的影响其行为倾向的品质或特性，一是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东西都不盲从；对一切过时的、人为的东西都予批判，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所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怀疑和批判意识，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价值。二是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关心国家命运，维护社会公正，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是产生怀疑、批判精神的动力。殷海光先生指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
反动，就是让社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即逆历史潮流而动。从近代至今，世界的历史潮流是民主化，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潮流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所以，判断是否反动的基本标准，是看其主张、实行民主还是主张、实行专制。主张或实行民主，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就是进步；维护专制反对民主，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反动。
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决定这一群体不会依附强权，为了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他们不惧安危，始终对现实保持着批判的姿态。知识分子的这种风骨和气节是与反动的专制统治不相容的，因为独立人格正是专制的天敌，所以任何专制统治，都会对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予以打压，剥夺其言论、思想自由权利。在中国，历经“反右”、“文革”等无数次大清洗、大恐怖，数百万知识分子因言获罪，饱受迫害。而绝对权力的淫威，也使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仗义执言的正直之士外，集体性失语，不再是社会的良心，沦丧为犬儒一族。$nextpage$
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压，极大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痛定思痛，中共领导人曾发誓引以为戒：1979年夏，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组部长胡耀邦在主持为含冤22载的马寅初平反时含泪说道：“当年毛主席要肯定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几年后，全国人副委员长习仲勋也强调：“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要“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他说：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他建议“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高锴：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但胡耀邦和习仲勋的这些饱含教训的黄钟大吕之言如今似被遗忘。
真正的知识分子代表着民族的未来，是社会的精神导向，他们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其真正使命是引领社会进步。把真正知识分子视为“反动”和影响社会稳定者，是专制的突出特色，控制知识分子思想乃至以言治罪，实属倒行逆施之为。
弱势群体？
2012年8月1日《人民日报》刊文声称，美国以“网络自由”为旗号，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五类人为核心，干扰中国崛起。可见，在一些人眼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权无财的弱势群体，也被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妨碍中国崛起的人！
严重的贫富分化，空前的权力腐败，大规模的失地和强拆，惊人的食品和环境污染，以及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户籍歧视、教育不公等，致使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由于不能容纳法治、新闻自由等利益维护机制，以失地农民和被强拆迁者为主力的维权人士和维权案件大增，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事件频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反抗压迫、追求幸福的权利等都是人的自然的基本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维权”，就是针对损害、剥夺民众应有的权利，以上访、告状、问责、聚集等方式，讨要公道的一种和平理性的行为。这本属公民的合法权利，甚至游行示威，也是民众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是民众参政、监督政府的合法方式。
对公民的正当的维权诉求，权利和职能部门正确的做法，应是认真对待和检讨，积极处理和解决问题。但现实中却相反，不是积极地去解决问题，而是回避、捂盖问题，动辄对维权人士和事件以“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等罪名给予打压，结果激起更大的民愤与反抗。
今天，在一些地方和一些人那里，“维稳”成了无视公正和滥施权力的遮羞布，成了弱势群体的紧箍咒。就连有的人大代表也公然宣扬侵犯民权。在2014年3月全国“人大”会上，辽宁“代表”冯大中建议设立“动迁法”，他说：拆迁要天价的，该上行政手段就上手段，老百姓，有的给点脸就上房揭瓦了。毛泽东时代，谁敢说不字?！这位满脑专制思维、极端蔑视公民及其合法私有财产权的“代表”，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官方承认存在“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强调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和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关键是何为“正常上访”？是否“正常上访”谁来判断？没有法治约束，访民的命运能否改变?
最近，习近平对维权问题作出正确指示。2014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孟建柱《新形势下政法工作的科学指南》一文披露，习近平在1月7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习近平在此明确维权和维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人民是政府的衣食父母，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为人民服务。善待百姓，是政府良知的体现；视弱势群体为乱民，则是自甘与民为敌。
绝对权力！
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根本原因是社会公正的缺失。绝对权力则是人民权力与利益的主要侵害者，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症结所在。
在绝对权力国家，权力由于不受实质性制约，必然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以征地、拆迁为例，政府对土地先征后卖，可获取巨额增值。在2014年山东平度“3·21”事件中，政府征地平均补偿7.5万/亩，政府将该土地卖给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交价为平均123万/亩（《京华时报》，2014年3月23日）。这就是地方政府积极扮演征地、拆迁主角与推动者的奥妙所在。据统计，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2014年2月12日国土资源部发布2013年全国土地价格统计，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2013年3月23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近年来政府从征购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间所赚差价最低估计30万亿元人民币。可见，“卖地”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是房地产的最大的获利者。再以污染企业为例，一些污染企业既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也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往往受到地方政府幕后保护。前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说过：“5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在2013年3月两会上，刚卸任的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环境保护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冲动。不惜‘血本’，‘上大项目、大上项目’，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撑。如果这些项目是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环保压力将更大。一些企业飘红的业绩背后，染黑的是良心。”可见，那些因征地、污染而引起的纠纷与反抗，真正的肇事者是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拥有绝对的行政权、司法权，所以无论利益受损者通过何种方式维权，几乎都会遭到暴力镇压。
总之，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是绝对权力作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权贵集团抵制民主、批判普世价值，打压媒体的独立、限制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受制于绝对权力的司法系统难以独立，成为维护绝对权力的工具。如此，哪有公平公正可言？于是，官民、警民冲突此伏彼起，社会因之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决定于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公正。维稳的根本在于变人治社会为法治社会，消除绝对权力，尊重人权，保障公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只有用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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