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人文情怀
民国时期现代的教育体制刚建立，有较多的办学自由，刚脱胎于传统，学生的所谓"国学"底子自然都比较厚实。另外，民国时期能上学的人极少，国民大多数都是文盲，那时主要是精英教育，比现在的语文教育水准高很多。而现在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有人都能上学，是公民普及教育。
最重要的是，在如今应试教育下，语文教育愈发功利化、机械化和程式化。相比之下，民国的培养理念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因为那时没有全国统一高考。其实，民国时期也曾经有统一的全国性高考。跟现在的高考大同小异，也是按计划招生，也分文理科，只不过时间比较短，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但是在战争时期，全国统一高考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安全的考室。在1912年到1937年之间，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这就是大家现在很提倡的"自主招生"。而且对于大师辈出的年代，大学语文教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一方面，那些不管是从日本、欧美留学的，还是从私塾里面熏陶大的文化学者们，他们都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适、鲁迅、这样的人都来参与制定国文教科书。如《开明国语》的民国课本，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先生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出版社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地考量。
另一方面，对于教材的编写，还要看教学理念是不是先进。比如叶圣陶，他不仅仅是大家，他的教育理念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主体地位，肯定学生个体差异性等等。在那个时代，中西文化教育在开放的氛围中互相冲撞，吸收交流，没有一道很明显的界沟，所以那时的教材有很多闪光点。那个时代叶圣陶他们是把这个当成事业来做的，真的是全身心投入，不是作秀，不是一个完全的商业行为。
1922年，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等当年一大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在那段民族自新运动中所起作用。而关于其七条指导思想拿来指导今天的教育完全契合：适应社会进行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而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语文教育改革在人文教育、生活教育等方面得到了凸显。
而如今，具有一种温柔的价值内核，这是大半个世纪语文教育和教材一直缺乏的也是最珍贵的价值。单就教科书而言，人文情怀和童真童趣弥漫渗透于字里行间，并且自然流淌出来，这需要编者具有人文大境界和醇厚而性灵的语言文学的文化积淀。比如民国课本，一方面要让课文更具有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孩子的兴趣。
拿一篇民国课文来说，大家就因为用“来来来，来上课”好，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好，争得不亦乐乎。因为“来”字笔画多，“去”字简单点，但是不够亲切，最后选的还是“来”。遗憾的是，当下的语文教育日渐呆板和机械，更是缺乏人文关怀。
怀念是一种寻找
经济学喜欢讲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教育也要讲“路径依赖”。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多的强调外面的资源、横向资源，而往往会忽略本土资源、纵向资源，那就是往前追溯。往前追溯我们有两大传统，一是孔夫子以来的人文教育，二是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传统，我们只有这两个传统。从路径依赖来说，往往只有本土资源更有可以转化成一种动力，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外在的资源，我们在借鉴的时候，不容易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
当我们回望民国的时候，是要寻找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一种可以依赖的本土资源，因为从晚清到民国的半个世纪当中，我们的前人立下了一些规范，创造了一些可以让我们今天重新接上的传统。
正当民国教材热销成为话题，有人便将这一现象与此前的“民国怀旧”作比。《开明国语课本》等民国时期老教材重印后，广获好评甚至备受热捧，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怀旧、复古来解释，尤其是众多小学生一面捧着它们乐不可支，一面冷落现行《语文》课本的时候。当我们环顾目下，学生课本过于说教，其中《爱迪生救母》等范文的真实性都饱受质疑。也因此，市场的认可足以说明，民国老教材热销绝非文化怀旧，而是人们在中国功利教育下的本能选择。
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文化界里，“民国”是一个持续的热点，这个热点，到这一两年才被概括成“民国热”。大家对民国时期的事感兴趣，开始是对教育感兴趣，后来对文化感兴趣，这几年大家对政治也发生浓厚的兴趣。
学者谢泳认为，现在凡是讲民国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讲民国的好处，甚至有一点美化或者神化的倾向。“一个时代的好坏，跟这个评价者的历史体系有关。为什么大家愿意把民国历史说得好一点？这当中体现了我们当下人的一种理想或者一种期待。我想这是我们判断民国时代历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我们关心历史，这当中的情感是由当下出发的。”
谢泳举例说明，比如民国的教育为什么被大家称赞，“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下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里面的教育体制出了问题，现在的大学没出什么思想，绯闻倒出了不少，现在的教授不像个教授。”
当下语文教育之痛
在应试教育的语文课堂上，一方面充斥填鸭式的说教灌输，一方面死记硬背仍然是硬道理。祖国语言的博大精深被简化成了“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主题表达”，作文考试更是机械化、程式化。有人更是质疑语文越来越像数学，答案都是标准化的，错一个字、少一个字可能都不得分。有人更赞成语文培养的是孩子天马行空的思考能力，而非数学培养孩子的严谨能力。
当下语文教育，教育模式和方式应首先反思。
有人认为正是英语权重的过高导致今天学生母语水平下降，不过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的确，在初高中的学科版图上，语文的受重视程度一般，有时甚至不如数学、英语等同样权重的科目。但语文教育的根本问题恐怕仍然是其自身设置的弊端。将学生语文水平下降怪罪于英语权重过高是打错了板子。现在说要增加语文分数的权重，固无不可，但如果语文教学的基本方式仍然不变的话，恐怕增加再多的分也无济于事。
其实语文和英语作为语言工具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语文、英语的学习也不会更不能以牺牲对方为代价。反观民国的学者和大师，很多在国学和外语方面都造诣颇深。有在美国用英文连续写了《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等畅销书的林语堂;有拖着辫子、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9种语言，并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工程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有在绘画、戏剧、诗词中极有造诣和天赋后来却出家的李叔同；有能诗擅画、精通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政治和尚”苏曼殊；有在大学二年级，就为汉学家用英文写序言品评中国诗词的钱钟书；更不用说鲁迅、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等，真是文化大师辈出的年代，他们很多人既能纯熟使用外语，又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有极深的造诣。
有教育专家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包括母语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应试教育，语文的阅读、写作都变为应试阅读、应试作文，学生学语文，首要目的是考出好的分数，而不是提高人文修养。要让基础教育的母语教育真正得到重视，必须改革应试教育体系，而眼下北京的高考改革，并没有触及制造应试教育的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而只是在考试分值上做文章。表面上看，这是对母语的“重视”，可实际上，在应试教育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分值只会导致语文应试教育更加严重，难以起到“强化”母语教育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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