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盛夏，最吸引眼球的新闻莫过于高考，随着高考成绩的公布，高考状元也开始频繁登上媒体的头版。中国人素来有“状元情结”，而今年关于高考状元的新闻更让人百感交集，这一切只因为一个女孩：去年获得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被香港大学录取而又退学、今年重考仍然是高考状元的刘丁宁。
不停在谈该如何如何改革，但是，这么多年中国人似乎仍然未从“状元情结”中走出来。它是每一年高考后的保留节目。这种狂热的氛围，在1990年代，开始被市场化的媒体抓住并扩大渲染。上电视，做节目，每天的采访忙得不亦乐乎，社会上各种名誉也蜂拥而至。随后，教育部门的文件就下来了，要求“严禁炒作高考状元”。但是，教育部三番五次的禁令仍然阻挡不住各路媒体变着法地炒作状元，拉条幅、放烟花已经是最普通不过的了，甚至有学校为状元树雕像。
高考在中国人心目中仍然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是教育投资的最终验收，以及个人人生方向的关键点，而站在关键点上的最大赢家，毫无疑问就是高考状元。因此，“状元现象”虽历经各种新教育观念的批判与冲击，但至今未见根本动摇。
中国的高中生，像是圈养在高墙深院中的珍稀动物，他们的知识饲料和养育方式，完全被学校以及以考分为核心的高中教育体系所控制，社会任何进步的理念和资源，都难以成规模、成系统地进入这个体系。这就导致：下一个人才培养体系，在面对将要“施教”的“材料”时，完全是盲目的，也只好用统一的标准与模式去雕琢他们，即使有时候不得不削足适履。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高分——名校——热门专业，而且是越来越高的分——越来越少的名校——越来越集中的热门专业，这样的组合几乎控制了整个从高中到大学的教育理念。
流水线的“超级中学”制造了高考的超级神话，但状元的神话却在对“超级中学”的抽丝剥茧中逐渐幻灭。“超级中学”制造的惊人成绩固然让人艳羡，但放在去应试化、社会评价日益多元的语境中，人们似乎更有足够的理由去质疑这个把个体潜能挖掘到极致的“高考兵工厂”，连带着，也一同质疑这种模式下创造出的状元。高考状元职业成就低于社会预期，甚至被自由开放的港大拒录，让许多人惊呼高考状元不过是现代“仲永”。尤其是在把应试化教育演绎到极致的“超级中学”中，状元更是成为人们抨击应试教育的“靶子”。从炒状元到故意贬低状元，人们对状元评价的变化，证明了人们对教育态度的变化。
放不下的状元情结，是这个社会成功至上的必然结果。而追求成功至上便是这个时代的病灶。当然，任何人的成功，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但当社会上弥漫着功利求胜的心态，制度运行到了为求第一而不择手段时，这种极端的终点，其实并不一定是成功，反而可能离成功越来越远。
状元背后的利益链与当前教育功利化密不可分，以升学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使学校背上沉重的升学包袱。如果整个社会能不以分数评价学校的好坏，减少教育中的功利因素，才能彻底斩断状元背后的利益链。没有了利益推动，状元热自然而然就会冷下去。
本期阳光观察栏目关注了备受热议的“西瓜办”、“禁酒办”等各种“××办”如何“为人民服务”，以及中国大妈的广场舞。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