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人们见高考状元见的不少了，每一年高考成绩公布后，连篇累牍的状元新闻便会登上媒体的重点版面。但像刘丁宁这样的高考状元，人们确实很少见到。
在焦虑又期待的氛围里，刘丁宁知道了自己的分数，666分。她又成了辽宁省的文科状元。
说“又”，是因为去年她已经参加过一次高考了。“一不小心多对了几道文综选择”，刘丁宁这样回忆自己去年的高考。最终，因为这“几道选择题”，她以总分668分的成绩，在辽宁省参加高考的文科学生中，排名第一。
追状元，已经成了高考分数公布后媒体人的例行工作。遍布中国的媒体想采访她，却没如愿。有媒体人扮成收水费的，只为了敲开她外公的门。她写公开信，希望媒体能还给自己和家人以平静，可是，怎么可能。
现在正是围观高考状元的最好时机呀。
状元加冕
湖南卫视的编导胡悦至今还记得2013年7月26日《天天向上》播出的那期节目，他们把几位高考状元请到现场做节目，节目名字叫《冠军》。据她介绍，那期节目在当天同时段节目里排进了前三名。
刘丁宁是其中的一位状元嘉宾，已经报考了香港大学。自从香港的高校开始在内地招生后，去这些制度迥异、学术氛围更自由浓厚且奖学金超高的学校读书，成为许多高考高分者尤其是状元们的选择。当时香港大学给刘丁宁开出的奖学金条件是四年72万元。
但是在节目里，这位东北来的高材生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兴奋之情。“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很多人给我说了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刘丁宁面色低沉地说：“比如说，我想学什么，然后大家会告诉我，你将来还要考虑就业，考虑其他。”
在与主持人的交流过程中，她终于吐露内心：“其实要真心说，我想报北大中文系。但是我觉得，也是听家长老师的意见，年轻的时候应该出去闯一下。”
主持人问她，现在还在纠结吗？
她回答道：“以后还是有机会回去的。五院（北大中文系）老师、同学们，等我来，我一定会回来的。”
果然，就读港大一个多月后，刘丁宁终于决定返回辽宁本溪高中，复读，重新参加高考。这成为去年最大的教育新闻之一，质疑声、反对声、支持声交相喧嚣了很久，媒体的采访电话不断响起，曾让刘丁宁和家里人苦不堪言。
刚刚平静了大半年，这些声音又因为第二次中“高考状元”而响起了。只是去年的质疑声音消弱了，人们称她为新学霸。媒体纷纷想找到她，采访、做节目的电话邀约不断，她不得不以一封公开信表明自己的态度。
“去年不忍心拒绝任何人的请求，今年真的请原谅，我真的想安安静静地成长。也请不要再使用我去年的照片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抓拍的照片，我不希望被人认识。”她在公开信中写道：“过去的一切，就让它们都过去吧。记得泰戈尔的诗句：‘不要流连着去采拾路旁的花朵。因为这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
但她不是路旁的花朵，她是高考状元。
围观风顿起
文化传统中，国人就有“状元”情结，但整个社会掀起对高考状元的热捧风潮，是伴随着媒体市场化而延烧全国的。
1980年代山西文科高考状元于彦智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他当时并没有太激动，一切都在自己预料之中。但是身边有一位老人家，看他好像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和高兴，觉得不太正常，于是接连两天都找到他，对他说：你考了第一名。
这种狂热的氛围，在1990年代，开始被市场化的媒体抓住并扩大渲染。1995年，广东省理科状元黄大治就遭遇了初级化的围观风潮。
据他的老师介绍，1995年公布状元名单后，电视台、报社等媒体蜂拥而至，黄大治也因此一夜成名。“在黄大治那个年代，高考状元的含金量比现在要高得多！”黄大治的班主任林建说，“那时考五科一个总分状元，一年也就两个，除非有人考了相同的分数，但这样的几率很少，不像现在，一考就是几个状元。那时候的招生计划少，出的题目也相当难，没有很强的实力根本考不上状元。”
上电视，做节目，每天的采访忙得不亦乐乎。社会上各种名誉也蜂拥而至，林建记得，当时清华大学海外基金会专门向学校汇来一笔奖金，以感谢他们为清华大学贡献了一个高素质的学生。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红锻子面的证书，林建打趣说：“得了那么多证书，这个证书是所有证书里最漂亮的一个。”
但那一年后，教育部门的文件就下来了，要求“严禁炒作高考状元”，这有用吗？$nextpage$
状元大作战
1998年，重庆女孩儿莫思多看到了自己的文科高考的成绩，665分。随即，她就知道了这个分数意味着什么——重庆市乃至全国文科的高考状元。
前两年的教育部“禁令”显然没起到太大作用。各路媒体蜂拥到她的家里，但是没见到她。她的父母只好陪着记者等待。彼时的莫思多正在大街上“流浪”，她不愿意回家，不愿意面对媒体——这多少让她的父母感到意外和恼火。
教育部门显然并没有就此放弃，之后的禁令接二连三地下来。
2004年，教育部表示：“希望各媒体和网站停止此类宣传，已在网站上公布的请立即删除。”“在下一阶段的录取报道工作中，停止对‘高考状元’和高分数获得者名单的炒作及类似宣传。”
2007年，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接受采访时曾强调说，高考“状元”只反映一次的考试成绩，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所有成就，更不代表他的未来发展。
2011年，教育部发言人表示，教育部一直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不要对高考考生成绩进行排名，不要公布高考“状元”，也真诚地希望大家不要炒作高考“状元”。
但这些“禁令”在社会的“状元情结”下，完全失效。
莫思多从大学毕业时，已经到了2002年，她发现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大量打着“高考状元”名号的书籍了，比如《高考状元牢骚书》、《高考状元演讲录》等。
状元经，是人们追捧这些高考成功者的动力所在。2010年5月高考前夕，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款名为贴身侍卫的内裤品牌，由2009年几位高考状元代言。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购买这款内裤，还会附送一本由状元们高考经验汇总而成的所谓夺冠秘籍，黑白印刷，一万多字，据说全由状元们撰写而成。
如何更新奇地炒作状元，成了让许多人更头痛的事儿。学校里拉条幅、放烟花算是最普通不过的了。来自社会上的奖励，也开始攀比：2007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陈默，一个月就获得各方奖励68万；2009年，四川省巴中中学董伟夺得理科状元，当地政府重奖学校100万。相形之下，仅一分之差，成都市理科状元却只拿到几万元奖励。
北京门头沟灵水村2003年就想到了更夺人眼球的招数。他们用大红轿子抬来了六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请他们上主席台就坐，品尝着当地知名的“状元酒”，欣赏当地的民俗表演，如状元跨马游等节目。现场还熬制了“状元粥”，虽说当天下雨，粥里也混进了雨水，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地喝下了。
尽管广东省早已经决定不再公布高考状元的成绩，但据广东新闻网2009年的报道：“2009年，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杨开乔在召开高考新闻发布会时被媒体逼供被迫公布状元信息。”随后，一台头戴文官帽、身穿状元袍、骑跨高头马、进拜孔子像的戏码就上演了。
高校更疯狂
如果说社会上炒作状元，更多是一种热闹之外，对高校来说就不一样了。在高考成绩是衡量学生质量的重要指标的当下，状元变得抢手就自然而然了。
从2000年开始，北大最为著名的三角地出现了一面状元墙，每年被北大录取的状元们的照片，都会贴满这里的橱窗，以供全校师生“瞻仰”。
荣誉之外，金钱当然是个很好的刺激因素。1998年，顶着全国文科高考状元的帽子进入北大的莫学思，也不过获得了每年4000元的奖学金。两年后，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及上海、广州等地高校纷纷提出“5万元招收状元生”计划。
2006年，清华对高考状元的新生奖励还只有5000元，很快涨到了2万元。2008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4万，2009年清华爆出最高奖学金可达8万。作为清华最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北大也不甘落后，2008年将奖学金从2万提到5万元，而据媒体披露，2009年，高考状元报考北大实际所获的奖学金可达10万。
但与强龙北上的香港高校对比，这些数字实在显得寒酸了。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为了能吸引到云南的理科状元，开出了52万元奖学金的“筹码”。
有条件要争取高考状元，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争取高考状元。2007年，北大盯上了重庆高考总分第一名的何宇佳。但当时何宇佳心属的金融类专业，北大恰恰没有在该市投放这个方向的招生名额。但为了能够争取到何宇佳的青睐，北大专门为他增加了一个光华管理学院金融专业的名额。
不过，对北大招生办的老师们来说，今年至少不用为辽宁省的文科状元发愁了。为了它而放弃了72万奖学金，而且冒险退学重考的刘丁宁，大概是不会再选择其他学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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