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战车以7∶1横扫桑巴军团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遥远的中国访问，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大胆预测，“中国的球迷可能有上亿，我们德国全国也没那么多人。”
默克尔的预测引来一片笑声，因为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很难激起中国人的自豪感，“国足”在中国也早已成为骂人的词汇。然而，事实离默克尔的预测相差不远。数据表明，足球在中国仍然拥有广大的市场，本届世界杯的中国收视率可做参考——高达4600万中国人一起收看了巴西对克罗地亚的揭幕战。而到法国打德国的八强赛，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统计，电视直播观众规模超过5900万人，网络直播收视接近790万人，可以预测，半决赛和决赛的收视率可能更高。
足球沉疴之国四年一度，再次震动。在网络上，关于中国足球的种种话题再度兴起，这一次，不止中国球迷，甚至连《时代》(Time)、福布斯新闻(Forbes)和外交家(TheDiplomat)等外媒都有同样的问题——人口众多、且拥有众多足球爱好者的中国，为什么足球踢不好？
事实上，由“举国体制”朝市场化改革的中国足球，是中国宏观政经改革的同构缩影，只是因为其独有的公开竞技、完全国际化的特征，才让问题体制下的种种丑闻和恶果暴露无遗。在数十年的质疑声中，中国足球正试图厘清历史脉络，追溯失败之谜，探索重生之路。
假球和黑哨
1992年6月23日的中国足球“红山口会议”曾被乐观的足球人士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正是这一次会议，国家体委召集全国七个城市在北京研究足球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中国足球由“举国体制”转变为职业足球的开端。
与欧洲市场化职业足球的悠久历史不同，尽管中国从1957年成立足协，举办甲、乙足球全国联赛，但这和现代职业足球联赛相去甚远。足球人才金字塔由“业余体校—省队—国家队”的输送体系构成。
与发展体育相比，“举国体制”更与国家体育总局的政绩相关。那些在国际上并不广受欢迎、投入运动员不需很多、能够迅速出成绩的运动项目，在“举国体制”下可以得到更多权力与经费的青睞，而投入收益比不高的“传统弱项”——足球，则不属此类。
“举国体制”下的中国足球与欧洲足球的差距，是加法和次方的差距，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距，走市场化职业道路，成为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不二法门。
于是，这次足坛史上的“遵义会议”提出：“实行足球俱乐部制，学习欧洲经验，打破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足球的方式，积极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走足球社会化、产业化发展路子。”至此以后，这场由体委主导的中国足球改革，开始了一段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职业之路。
1994年到1997年，最初四年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蓬勃发展。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市场化以后的球员纷纷赚钱，优秀的球员获得很高的身价。前国足郝海东转会至大连万达，现在的中国首富、彼时的大连足球老板王健林支付给他的月薪高达3万人民币，在那个人均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年代，这是极高的身价。
市场的激励作用非常明显，民间足球蓬勃发展，数千所民办足球学校在中国开办，家长不惜高价送孩子前来训练，希望孩子日后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一切似乎欣欣向荣。可在不为人知的暗地，腐败正在孳生，它构成了中国足球后来的代名词——假球和黑哨。
如果说前四年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只是打一些“人情球”，那么1998年以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就开始全面走向腐败。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足协杯半决赛中大连万达集团的退出。因为对主裁判俞元聪备受争议的三个点球判罚不满，前后为该俱乐部投入3亿元的企业家王健林宣布，“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球”。
同在1998年，延边敖东的球员高仲勋在亲历了裁判的“严格照顾”，导致球队输给了前卫环岛以后，绝望道：“中国足球没戏了。”这句话让高仲勋退役以后找不到一份足球的工作。辗转多年，这位天才中场球员不得不给韩国人打工。
1998年成为中国职业足球的腐败元年，此后，1999年“渝沉之战”的假球黑幕，直到2010年的足坛反赌风暴，才被重新提起。
也不是没有足坛反腐，2001年“甲B五鼠案”就是中国足坛第一次打假扫黑，中国足协对打假球的长春亚泰、四川绵阳、成都五牛等球队做出了处罚，但牵涉出的许多案子又不了了之，这让中国职业足球的腐败不可收拾地蔓延。
中国足球在这一年开始真正滑落，后来中国职业足球由“甲A联赛”变成了“中超联赛”，但假球阴影从未离开。2003年“末代甲A”的冠军之战，对中国职业足球的腐败做出了生动的注脚——上海申花为了夺得联赛冠军，通过足协官员动用了超过千万的资金收买了竞争对手上海国际的球员。为了夺得末代甲A冠军，申花花费了2亿元。这一腐败窝案的真相，直到2010年的足坛反赌风暴才真相大白，到2012年—2013年，足协官员杨一民、张建强、南勇、谢亚龙才被判刑。
在中国职业化足球的体系中，足协是唯一的裁判员，而同时又是政策的制定者，在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并不存在独立于足协的监督体系，也不存在常态化的司法介入，这让中国足球的腐败，从球员、裁判到教练，从俱乐部老板到足协官员，皆不能幸免。
足协是规章规则、制度和纪律惩罚机制的制定者，由于独立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又成为首当其冲的规则破坏者，这种“立法者带头破坏法律”的悖论，成为中国的恶性肿瘤。
对“FairPlay（公平竞赛）”价值的破坏，凿穿了足球比赛赖以存在的根基，摧毁了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基本信任。即便在历经3年反赌风暴后的上赛季，中超比赛依然逃不过球迷和足球记者“假球”、“人情球”的指责，中超联赛仍然在艰难地重塑公信。
足球“政治学”
本质上，中国足协对中国职业联赛改革的变质负主要责任。按照国际足联（FIFA）的要求，足协应当是非政府行业性组织，它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本身负责。但在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行业性组织。
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实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而足管中心则受国家体育总局管辖，在任领导由其任命。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1992年的足球改革，把“举国体制”下的足球一脚踢给了市场，但足协仍然主导着市场化足球的规则、监督和收益。
作为政府机构，足协官员把足球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追求足球政绩的冲动压倒了尊重足球发展规律、帮助足球良性发展、维护和监督职业联赛公平竞争，长期规划国家足球的使命。于是，一幕幕闹剧频频爆发。
2000年，中国足协“别出心裁”地要取消联赛升降级制度，而这被公认为是竞技足球职业“竞争性”、“激励性”的核心内容。此外，足协提出“中超和中甲合并打分区赛”的方案，这种提议被普遍地批评为“外行管内行”。盖其原因，则是足协主席由上级任命，让行政干部担任，由于中国政治的科层制安排，他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而无需对俱乐部老板负责。并且，由于上任者凭领导喜好所定，上任者并不需要懂足球。
如今被判刑的前足协主席谢亚龙是典型案例。他曾为了实现向国家体育总局做出的政绩承诺，随意侵犯俱乐部的利益，强行压制各俱乐部的不满声音，冷冻中超老总峰会，人为地制造“和谐”状况。在足协诉讼委员会无法独立、足协全国代表大会被冻结的情况下，足协主席一手遮天。
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官民二元一体的机构，足协自行决定了联赛中的绝大多数问题，中超联赛公司产权由官方背景的中国足协完全拥有，联赛投资人和俱乐部没有任何产权，俱乐部对中超联赛有限公司没有经营权，俱乐部只能拿到门票和被足协挑剩下的广告牌经营开发权。
这导致了足协和足球俱乐部之间不曾间断的矛盾，通过职业足球市场化赚取的利益没能转化为职业足球生产力的扩大，而是让足协自肥。大连实德俱乐部副董事长元万中曾说，“最近足协和投资人也不沟通了，我们被撇在一旁成了旁观者，中国足球的改革与投资人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没办法，话语权在中国足协手里，中国足球如果被他们改回到100年前也没办法！”
此外，由于足协主席任命来自于政府上级，它同时还承担了国家队的管理功能。而为了中国足球的国家队政绩，“一切为了奥运会，一切为了世界杯”做准备，足协曾屡屡做出入选国家队（国奥队）的职业球员不得参加中超联赛的命令，而培养和为该球员支付薪水的俱乐部，不能作出任何回应，只得遵从。
而对于要走向世界的国家队，政绩足球也从未有起色。每一任足协领导拥有固定任期，他们拥有各自的足球理念，同时拥有各自的升迁压力，但惟独没有的，便是一以贯之和长远安排的目标。不同的领导更换了不同的“洋帅”和“土帅”，国足也从西班牙学到德国，从巴西学到阿根廷，每一次都是前功尽弃。评论员白岩松痛陈：“几十年学习下来，即便是最笨的一种，只要坚持下来，恐怕也不是如今这样。”
中国体育界大佬李元伟对比日本，“日本J联赛的例子那里放著，我们不知道去过多少人次批次考察，花了大把金钱，回来后一句中国国情就轻轻搁下，不能按照自身规律办事，从转变价值观、完善联赛机制、青少年基础做起，又有什么意义？”
而中国足协对于中超联赛的粗暴干预，让政协委员、恒大老板许家印积郁心中的不满在2012年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完全发泄出来。他在提案中直言，中国足球是“伪职业”，“运营联赛的中超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的公司法人，实际上隶属于中国足协。体制上缺乏独立性，业务上功能缺失，导致其商业运营能力极差，在联赛版权、冠名权及衍生品等重要市场资源上非市场运作根本无法真正惠及投资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
这份提案引来众多足球关注者的热议。许家印道出了中国足球、商业与政治的中国秘密——足协的权力并不来自于俱乐部董事会的授权，作为足协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诉讼委员会”无法独立监督，足协主席在中超联赛一手遮天。
而正是这位“土豪”老板投资的广州恒大，从一只降级的球队，短短几年之内成为了“亚洲之王”，给中国足球带来了重生的启示。
（摘编自“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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