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江苏泗洪县委书记徐德陪同省里来的督导组，到该县城头乡参加指导该乡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根据报道，没有任何人提到这位县委书记身上的党内警告。
警告因7个访民而得。7月16日早上8点10分，7名来自江苏泗洪的中年男女赶到了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2号，中国青年报社所在地。他们决定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舆论的关注。
这一天，八百多公里外的江苏泗洪，正在准备县人大的民主生活会。该县的人民代表们，正在吃饭、打电话、复习材料，准备在会上“聚焦‘四风’问题，对照‘四面镜子’和‘三严三实’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没人知道，来自他们县的7个人会在这一天，以死抗争。就在泗洪的官员、县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们赶往开会地点时，那7名访民坐成一排，掏出事先准备好的250ml装含磷农药，喝了下去。
他们自觉除了这个办法，已经走投无路了。
而据媒体报道，8月7日，中国青年报社门口再次发生一起集体自杀事件。
上访与截访
喝药之后，7人陆续倒下了，开始口吐白沫。中国青年报社的门卫立即报警。警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将7人救走。这7个人随身带着的申诉信，终于流传到媒体手里，并被证实。
这7人原来是泗洪县青阳镇人，因为当地拆迁补偿不合理而走上信访之路。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到北京了，据与这7人相熟的访民江彦君讲述，从2009年初，因与县里谈不拢拆迁问题，他们便开始上访。先到市里，后到省里，最终到了北京。
2009年5月，江彦君到了位于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希望能对信访人员阐述自己的问题。走出信访局接待司大门后，一辆车开了过来，他还没注意到怎么回事，就被装进了车里。那些人是泗洪县信访局常驻北京截访的工作人员。
截访，是伴随着全国各地越级上访人员的增多而出现的现象，尤其以北京最为明显。在这个信访最终的链条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上访者，以及庞大的截访群体。甚至，还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有专业的公司替当地拦截访民。
“在北京的各个火车站，都聚集着大量的截访人，如果有上访的人进京，地方上就会打电话给截访人，向他们提供上访人的姓名、车次、长相等资料，截访人通过关系，可以以查身份证为由，在火车站堵住他们。”一位截访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人长期从事截访，地方政府的人和他们沟通顺畅，所以已经形成了默契，“如果价钱谈得不好，他们的截访生意还不容易抢得到。”
之所以地方政府如此急切地要接回进京上访者，源于信访压力。据河北基层一位乡镇领导透露：“我们信访维稳压力非常大，只要有进京赴省上访的就免职，您说好不容易争取到一官半职，容易吗？我现在年纪还不大，但从奥运安保以来，血压就高了，非常上火。信访是目前的大气候，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期越是闹。”
以前，这些截访工作大都由驻京办代做。自从县级驻京办撤销后，地方政府便外包给专门的截访人员了。
上访村的“集体感”
江彦君被按在车里，由国家信访局接待司一路南下，离开北京。
而由接待司过护城河，往南走一千多米，便是一条名为幸福路的地方，那里，是进京上访者的聚集处。民间称之为上访村。
据当地居民介绍，从10多年前起，这里就出现了访民。随后十几年里，伴随着北京南站和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的不断扩建发展，这一带上访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数量成倍上翻。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上访文化的课题组估计，这里平时有数千访民聚集，而等到“两会”或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人数会增至万人。
人们选择这里，除了近邻北京南站交通便利外，还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都聚集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同时，因为大家都是不幸的人，也能互相照料，那些来势汹汹的截访者，一般也不会来这里带人。一位上访者说，这里最吸引他们前来投靠的理由之一，是“集体感”。
几乎每个上访村的村民，都带着江彦君们类似的申诉信，有的申诉材料厚厚的有一包。有像这7个人一样，因拆迁补偿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有自觉判决不公的，有遭到当地官员报复的……到上访村里走一遍，各种超乎人们想象的问题都能遇到。
这里也很快形成了针对上访者们提供的服务措施。街头讼师以300元一篇的价格，为有需求的上访者代写诉状；街边小摊上，“信访通讯录走访乘车路线”等“信访须知”林林总总，共上百种供上访者挑选，每本5元；还有人售卖各种印刷着党和中央各主要领导人名字、地址与邮政编码的牛皮纸信封，仿佛只要把自己的冤屈塞进信封，便能“上通天庭”；而路边墙上、电线杆上，也贴满了各种小广告，承诺两天点击过万的网络推手、提供廉价盒饭的电话以及便宜的住宿宾馆……
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的接待时间时上午8：00—11：30和下午1：30—5：00，但来访登记工作，一般到下午4点20就结束了，访民想在这一天递上“材料”，须在4：20之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
没被接待并不是最差的结局。这些人大多已经认命，知道自己的问题并非一天两天能够解决。没递上材料，第二天再来也不迟。最差的结局是如江彦君那样，遇到了地方上的截访人员。这些人常年出没在信访局的周围，看到有当地名单上的人物，便上前行动。
恐怖的“学习班”
第一次从北京被抓回去后，江彦君没能保住自己的房子。在推土机和挖掘机的轰隆声中，脆弱的房产轰然倒塌。他不服，继续上访。
这一次又被抓了回来，并且直接被当地送进了学习班。
江苏省泗洪的学习班可真是全国闻名的一处所在。在当地，它被称为“那个地方”。名为“信访学习班”，其实一点学习的氛围也没有。人们被关进去后，受到的是不许睡觉、面壁、蹲马步、互扇鞋板、用棍抽，甚至用针扎、猥亵性骚扰等等“酷刑”。而被关到里面的人，则是被当地政府认定的“刁民”，他们大多是当地的拆迁钉子户、上访户等。目的只有一个：维稳。
《南方都市报》记者占才强曾到过那个地方，地点就在此次喝药自杀名访民的家乡，泗洪县青阳镇。
江彦君被套上黑头套，带进了这个距离自己家并不远的院落。他被推进了一个黑屋子里，搜了身，还被抽去了皮带。惊恐万分间，几个人上来对他拳打脚踢：“你还挺能的，让你到北京去上访。”
之后，他便遭遇了其他人都会遭遇到的那些折磨，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就这样“学习”了10天后，才被放出来。得以自由的他继续上访，又继续被关、被打、被折磨。仿佛一个悲剧的轮回。
就在江彦君与其他同伴不断由泗洪到宿迁、到江苏、到北京逐级上访的过程里，中央高层也在酝酿着对信访制度进行变革了。2014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须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5月1日，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正式实施，上级机关不再受理越级走访。
上访村里的许多访民们，开始担忧起来。这意味着，他们长久以来，坚守的阵地慢慢失去了意义。他们走通这条路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而江彦君们在不断的被抓、被打、眼见问题解决无望的时候，也慢慢绝望。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5月28日，江彦君便跟随其他7名访民到了中国青年报社的门口，当时他们已经计划喝药，但最终没能施行。回到家后，当地领导显然知道了他们的计划，青阳镇派出所的民警还要求他们家人加以劝阻。
但没劝住。
7月16日，陈新国、张成梅、蔡福喜、许浩、王跃、王娟、徐丽华等7人身穿白色T恤，直接来到中国青年报社门口，喝下毒药，他们携带的上访材料上留有江彦君的电话。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拨通了他的电话，这些执着的访民，终于得到了在媒体上诉说冤情的机会。而服毒的7个人，经过抢救也脱离了危险，但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而警方被刑事拘留。
泗洪县的几名官员则领到了党纪处分，除了被党内警告的泗洪县委书记徐德外，泗洪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徐宜军被行政记大过，县委常委、青阳镇党委书记石绍斌和原青阳镇党委书记杜威被诫勉谈话，青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修武、县住建局副局长杨昊等10名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
一场悲剧，就此告一段落。但它会就此结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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