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洋器物、现代诉讼制度等舶来品不同，中国信访制度是一样地道的本土产品。目前，理论界公认的是，1951年6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是中国信访制度的滥觞。但是，追溯信访制度的文化根脉，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一幅长达数千年的历史画卷。或许，由此才能更好地回答，中国信访制度的形魂、利弊和得失。
若隐若现的制度脉流
古代中国的直诉制度，一种类似于信访的制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告御状”。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王朝规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打破审级的限制，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上诉。
然而，中国古代信访的最早雏形，可上溯到上古。尧舜时代便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用于指责执政者得失，或举荐贤良人才，进献治世良策。
夏商周时的信访，主要是“讽谏信”，专设采诗官负责“以采诗献之，以闻于天子”。周朝时，还设立“路鼓”和“肺石”获取民众建言，并在夏官、秋官中分设太仆、朝士等官，掌理上访之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创立信访制度，作为强国之策。比较知名的，便是齐威王区分上中下三等奖赏，对监督和举报者给予不同奖励。
汉朝时期，鼓励民众进京告发，以此遏制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根据“言变事”制度，普通百姓可直接进京揭露贪官污吏，官府须应其要求，提供食宿和车辆之便。
唐朝时，武则天诏令各州县，凡是欲进京投书举报告密的人，沿途给予驿马和五品官接待礼遇待遇。进京告密者不分贵贱，一律接见受理。告密属实者奖官赏赐，不实者也不予追究。她还设立“铜匦”，负责接受臣民投书，“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即进”，这一制度发挥了重要监督作用，一直延续至宋后。
明朝朱元璋在《大诰》等律法中，赋予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权力，“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常熟县陈寿六等人“听从指示”，将贪官顾英绑缚到了京城面圣，得到了免除三年徭役等丰厚封赏。
清朝亦鼓励信访，“京控”制度成为古代信访制度的最后一抹艳霞。顺治还专门下诏，要求科道官“风闻言事”，揭发不法官吏，明确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实”。
从西周时期的“路鼓”、“肺石”之制，到秦汉时期的“公车司法”、“诣阙上书”，从魏晋时期的“登闻鼓”、“华表木”，再到唐宋时期的“设匦院”、“邀车驾”，再到清代的“京控”，古代信访制度不断完善，直到晚清律改，中华法系解体，直诉烟消云散。
对比直诉与新中国建立的信访制度，区别非常明显，比如两者的范围不同，前者仅限于司法领域，后者则五花八门；前者限制众多，后者比较随性；前者更多体现权利救济，后者还体现了权力制约和监督，等等。
但是，两者的“血缘”渊源也一望可知。比如，从功能作用上，两者都开辟了民间纳言渠道，通过鼓励民众检举官员，起到了监督政府、反腐倡廉的功效。再比如，从制度设计上看，都安排了特定官员和机构负责，等等。
掩不住的阿喀琉斯之踵
尽管古代的直诉制度与现在的信访制度有不可割裂的血脉联系，但基于所处社会时代的限制，不仅两者存在明显区别，前者更带有难以克服的制度之弊端。
比如，直诉制度带有非常强烈的人治色彩。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王朝大都制定了律令宪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直诉制度的设计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事实上，通过直诉制度，君王绕过了法令对于最高统治者的限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众所周知，朱元璋鼓励民众押送贪腐官员治罪，显然规避了更权威的《大明律》，而将个人语录《大诰》等律令化，更将封建君权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人治化”的直诉制度，容易沦为党争宫斗的工具。武则天时代，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显赫一时。这些人大多出身市井无赖，专以告密陷害他人。值得一提的是，来俊臣和万国俊等酷吏善于总结经验，编汇了一部告密专著《罗织经》，作为培养新酷吏的“独门秘籍”。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24人先后做宰相，仅6年零7个月，被杀或被贬流罢相的就有17人，仅4名宰相做到武则天称帝以后。这4人里，武承嗣、武攸宁是武氏的本家侄子，另两个也于1年内先后被杀。血腥屠戮背后，与直诉制度不无关联。
再者，因与限民之治相悖，直诉制度往往空有其表。为便于统治民众，古代许多信访机构打着“让民上访”的旗号，实际却对信访者多有障碍。明代开始，对于直诉的受理范围和程序等进行规范，如规定田土、户婚等细事不许越级信访。
有清之时，吏民上访击鼓“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官民诉讼之事在地方审理不得解决时方可上告到朝廷，否则便处以重刑。《清史稿·刑法志》还规定，“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对民众信访动辄设限，相当于上收了他们的上访权利。
跳出人治的窠臼
为何古代直诉制度一时兴隆，主要还是因为独有的政治制度和法文化。
从政治制度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君王设立直诉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维护社会稳定、延续君权统治，再就是监督官员，减少冤假错案。但是，归结起来，还是为了维护最高统治之便。
从法文化来看，自古以来国人便有轻视诉讼、厌恶诉讼的“无讼”思想，民众遇到纠纷时，首先是通过熟人和圈内的亲属朋友，相互和解或者调解。万不得已要打官司，基于亲属和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特性，无不倾尽个人甚至家族之力以求胜诉，如因为证据不足或者程序的问题无法胜诉，便将希望放在了“信访”之上。
再者，法治理念匮乏的人们，通常怀有强烈的“青天”思想，不是期望司法程序维护公正，而是希望碰到上一级官员“大青天”，能够主持正义，还自己或亲人以清白之身。于是，人们才看到了那么多古代题材电视中，似曾相识的“告御状”场景。
事实上，直诉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在一定程序上也是今日信访制度遭遇的内在桎梏。尽管中国信访制度具有更多现代性，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但法治与民主的欠缺，却是难以辩驳的现实。
从国外情况看，继瑞典首次建立申诉专员制度之后，芬兰、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或建立议会体制下的监督专员制度，或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监督专员机制。
审视这一西方制度，与现今信访制度固然不可归为一谈，但彼制度设计之目的，却与信访制度确立具有某种相似性，而他们在现有民主与法治框架下的积极作为，更值得“他石攻玉”。
之前，有专家建议，不妨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成立专门的信访委员会。考虑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不妨将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作为镜照。但更为重要的，也是历史警示我们的，是在民主与法治建设领域的持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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