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排名始于2005年即新《信访条例》正式实施后，乃地方政府工作绩效考核的一种手段。这种排名式“通报”，向来是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在县级及县级以下基层政府，各级党政领导成为信访责任人，其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干部升迁直接挂钩。在考核指挥棒下，基层干部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这种压力又以不同方式转嫁到访民头上，引起一种社会问题。
表现之一，每逢重大节日或会议期间，各地基层政府便如临大敌，把正常工作放到一边，将干部分成若干小组，专门对付上访“钉子户”，此所谓“盯访”；表现之二，平时派人驻守省城、首都，一旦掌握有本辖区访民出现，立即采取各种手段截留、遣送，此所谓“截访”；表现之三，对那些老上访户，动辄以非法暴力手段抓人、拘留、关黑屋，此所谓“抓访”。这种种做法，耗费大量财政资金不说，对政府公信、法治建设也造成了巨大伤害。
由此可见，取消信访排名，有利于遏制上述乱象，使信访工作逐步回归正常轨道。所谓上访，原本就是老百姓寻求公正的一种方式。由于上访对象往往是政府部门，因此不可避免会发生越级上访行为。如果把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一律划入“非正常上访”范畴加以打压，不仅无法发挥信访作用，消除社会矛盾，反倒可能激起更多问题，造成“非法上访”现象增多。
事实证明，无论基层政府怎么堵截，都难以有效减少上访现象。如今，甚至还有人把上访当作解决问题的筹码，要求基层政府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而基层政府由于政绩考核的原因，有时候不得不答应访民不合理要求。在这背景下，为维护社会稳定而设置的信访渠道，反倒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这表明，对于信访制度的反思，不能止于取消信访排名与政绩考核，还应基于法治建设，考虑其在当下的利弊得失。
对于是否应当取消信访，目前各方看法并不一致。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制度并不符合法治精神，而且已越来越背离其制度设计初衷。加大改革力度，逐步淡化信访作用，让问题回到法律框架内解决，这才是信访制度的最终归宿。
就此而论，弱化信访必先强化司法，鼓励公民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目前，基层法院都有诉前调解机制，可吸纳公民上访诉求；如协调不成，则可按部就班走诉讼渠道。考虑到公民上访的对象往往是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相应地应进一步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让“民告官”真正成为可能。一旦司法地位提高，能够有效化解官民矛盾，成为公民寻求正义时值得信赖的机制，信访现象相应地就会越来越少。
取消信访排名，这虽然只是弱化信访、回归法治迈出的一步，但也不能轻视这一步的意义。仅就信访排名对基层政府施政生态的严重影响，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尽快扭转其负面效应，进而取消信访考核制度，让各级政府能够以正常的眼光对待上访工作。相关人士建议，如果中央层面已经确定了要取消信访考核和排名，应尽快将正式文件下发到各级信访部门和各地驻京办。取消信访排名，这对各级政府和访民都有利，这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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