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红阳依仍然想着要起诉父亲生前供职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只为了能够看一眼父亲的档案。
他知道，这几乎没有胜算。
十年前，已经有人因为个人档案问题走上法庭，结果败诉。那个人叫汤国基，他的人生，因为档案里的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而被彻底改变，而很长时间里，他却对此蒙在鼓里。
根据相关规定，任何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换句话说，这是一份与你相关、记录着你的过往、能够影响你未来、但是你却对其一无所知的历史记录。
当然，也并非没有机会知道，但只能通过非正常途径。有个叫曹忠武的人曾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他甚至违规修改了档案中的一些内容，结果最终将自己送上了死亡的座椅。
组织的规定
宋红阳从深圳赶回合肥5天后，他的父亲宋昌五去世了。那天是3月6日，临近午夜，他在微博上发表了这个消息：“泣告：家父于2014年3月6日在合肥逝世，享年90岁。父亲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经坎坷，一生献给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遵父生前一切从简之家事原则，不开追悼会。仅在家中设灵堂三日供亲友悼念。父病重期间众多亲友及合工大、浙大的老校友、老同事，或亲临探视或电话慰问，在此深表感谢。”
宋昌五去世后，宋红阳便开始整理旧物。早前，他就有一个想法，希望能为父亲写一部传记，记录下他在微博中写下的宋昌五那“历经坎坷，献给教育事业”的一生。尤其是宋昌五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正好开始于1949年，随后的故事一直与这个国家跌宕起伏的历史相伴。
他想到了查看父亲的档案，他深知，其中必然有关于父亲人生的第一手的材料。在父亲去世5天后，他找到了合肥工业大学组织部，希望对方能够允许自己复印父亲的档案作为留念。合肥工大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季益洪接见了宋红阳，态度热情但拒意坚决：组织上有规定，家属不能看档案，复印更不行。
何止家属。根据1991年出台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也就是说，宋红阳如果想写自传，希望能查看自己的档案，都是不可能的。而即便在宋昌五已经退休了三十多年后，即便在他生前工作岗位并未设及保密问题的情况下，他的档案依然不能公开。
这源于中国自1956年确立的人事档案制度。该项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组织管理个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它被赋予秘密且重要的权力，与一个人的入党、提干、奖励、分房等人生大事关联在一起。正因为它如此重要，才越来越封闭化，只有靠得住的组织才有权查看、更改，个人对此一无所知。
宋红阳试过了一切可行的办法，找过了所有能找到的人，结果不出八个字的范围：无能为力，敬请谅解。
这让他感到困惑且愤怒，并最终决定将合肥工大告上法庭。当地有律师和他聊过，对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法院可能不会受理，但宋红阳仍然想试一试，能往前推一点就推一点。
被蒙在鼓里的秘密
湖南人汤国基也曾尝试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一点，结果失败了。
就在宋红阳的父亲宋昌五在合肥工业大学度过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时，汤国基开始了自己在湖南省益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的学业，并很快在学校崭露头角。这个颇有才华的年轻人，不但成绩优异，而且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外国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他当时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期待，却不料其中一些文章成为自己悲剧人生的导火索。
1983年，宋昌五从合肥工业大学退休时，汤国基正好也从学校毕业，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道路。$nextpage$
一路坎坷。他被分配回原籍一所乡办中学做炊事员，但很快失去了这份工作。后来，有几家单位陆续想要接收他，但看过他的档案之后，便很快变卦。关于他的小道消息开始流传，甚至连他的女友都突然提出分手了。“你是不是有什么病瞒着我？”分手时，女朋友这样问他。
这些莫名其妙的遭遇让他费解，他也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自身情况，却先后被关进湖南省精神病医院、长沙市公安局收审所和宁乡县公安局收审所。
直到2003年，他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有一位匿名人士偷偷复印了他的档案资料寄给他。汤国基这才明白自己悲剧人生的根源所在。
原来，自己在校期间，曾向湖南省教育厅等部门和《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写信，反映班主任周某、中文科领导秦某不学无术，以及学校在管理方面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等到毕业时，他遭到报复，其档案里不但被加进去了一些并不存在的处分决定，而且在毕业鉴定里，他被描述为“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担任教学工作”。
若非有人透露，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被母校冠上了“精神病”的帽子。组织在档案中塑造了另一个汤国基的形象，而这个形象，甚至替代了现实中的他。汤国基霎时间明白了当初女友那句话的意思，也明白了那些原本打算接收自己的单位为何最终放弃。
汤国基找到了湖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请求重新审查毕业鉴定，让母校湖南城市学院、宁乡县教育局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2004年4月15日，愤怒的汤国基向法院起诉省教育厅行政不作为。但是随后的一审、二审都以败诉告终，理由是“由于汤国基要求教育厅处理的事项不属于教育厅的法定职责，因此，汤国基起诉教育厅不履行法定职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死亡档案
就在汤国基怒而起诉湖南省教育厅后不久，千里之外的北京，一桩因个人档案而起的官司有了结果：2004年6月8日，曹忠武因贪污211.17万元，受贿135万元，行贿6万余元，挪用公款200万元，诈骗163万元，伪造国家公文、私刻印章、伪造证件等23项罪行6种罪名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曹忠武原本是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小职员，因为一个契机，到了北京，加入伪造文件、制造假证的行当。后来，这也成为他发迹的技术保障。
1994年5月，曹忠武拿着伪造的北京财贸学院大专学历和1万元现金找到了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局局长高铁男。在高的帮助下，曹忠武顺利被包装成了国家干部的身份。随后，他又通过高伪造了工资单等档案材料，得以被按正常程序聘干，并于同年以正式干部身份调入辽宁省对外贸易总公司，并被聘为总经理助理。
看着一路顺遂，曹忠武的胆子大了起来。因为档案中没有相关入党材料，他马上拿着钱找到高，伪造了相关材料，塞进档案里。他想自己档案里有一份高级经济师职称证书，很快，伪造的文件便装入其中。1999年，为了获得国家某部级单位的支持，他的档案里又加上了“中国特产经济开发办公室”(事实上该部门已于1998年撤销)负责人的履历，并最终靠着这个头衔当上了全国特产经济开发中心主任。随后，他获得升迁，在该部级单位担任副司级干部。
期间，他的档案问题并非没被发现过，但大都被他搪塞过去。1997年，他之所以在档案里伪造入党信息，就是因为辽宁省外贸总公司组织人事部门很快发现他的档案中缺少这个材料，于是追问他怎么回事。曹忠武解释说，可能原单位转档案的时候漏掉了，承诺马上去原单位取。很快，这份材料便出现在了他的档案袋中。
直到2000年，纪检部门收到举报，开始对他的假党员、假干部身份等问题进行调查，一帆风顺十六年的曹忠武才最终露出马脚。2005年，靠着假档案攀爬升迁的曹忠武最终迎来自己的末日，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但是人事档案的问题，却依然存在。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陈潭接收《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称人事档案是“体制阑尾”。组织认为需要通过对档案的保密增加其权威性，“正是这种高度保密性反而降低了人事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为信息垄断而使‘组织意见’主观随意性增强。”
曹忠武和汤国基的经历，恰恰证明了这个问题。
当然，即便制度依然坚硬如铁，但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事档案的重要性也开始受到冲击。虽然在政府机关、国企等单位，人事档案的重要性依然如昨，关系到当事人升迁、福利分配等内容。但在民营、外企等与行政级别无关的企业里，人事档案已经可有可无了，甚至，许多档案已经被它们的主人抛弃很久，任由它躺在某个单位、或者人才市场暗无天日的抽屉里。
而这，是否会是人事档案制度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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