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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档案关系中的社会里

yangguangjujiao 2014-09-02 22:23:52 王 聃/特约撰稿人 总第179期 放大 缩小

 

你的档案在哪里?——近些年,一些高校毕业生将户口、档案等托管在高校或人才服务机构。一位长期在武汉地区高校工作的人士估计:目前,在武汉地区高校或人才服务机构超期空挂户口、档案的大学毕业生累计超过10万。这种现象并非武汉所独有,在全国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是3年前一则来自媒体的报道,3年后的今天,此种档案的“空挂”甚至已经衍变成了“弃档族”现象。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报道表示,每年,总有一些大学毕业生不知道自己的档案如何存放,最终成为“弃档族”,导致其今后就业、评职称等环节遇到诸多不必要的困难。

报道称,一些学校为了省事省钱,将档案密封后违规交给毕业生个人,之后便不再管理;一些毕业生因为所在单位没有资格接收档案,或者不要求档案审查,从毕业之日起,档案就一直躺在毕业生家里睡大觉;还有一些毕业生因出国深造,或急于找工作,未办理任何户档转移或保存手续,一走了之;另一些毕业生是先前申请将户口档案暂存在学校,暂存期满后仍有一些学生对自己的户档不闻不问。

“弃档族”为何越来越多

是什么让不少毕业生轻易地遗忘和放弃了那个文件袋?专家的分析是,虽然人事档案本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在人事管理活动中形成的,记录和反映个人经历、德才能绩和工作表现、个人身份、学历、资历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但毕业生档案往往内容单一,体制外的单位利用率较低。而伴随着进入体制内越来越难,在体制外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为绝大部分,由此出现数目巨大的“弃档族”并不奇怪。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现象还不够惊心,那么不妨再来看某报曾经作的一份网络问卷调查。调查显示,3成人不记得自己的档案放在哪里;仅14.81%的人清楚地知道档案的作用;而61.73%的人从没有用档案来办理入职或入户等手续。

换而言之,和越来越严重的“弃档”与档案空挂现象对应的,其实是档案和单个人关系之间的逐渐弱化。黄先生从2012年10月份开始办理入户东莞,最初想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落户,但是他很快发现此路不通。“我的档案里面缺了派遣证和转正定级表,所以档案到了东莞又被打回去了。”黄先生无奈之下只好选择积分入户方式落户,最终成功。但悲催的是,黄先生在等待落户的这段时间,又结婚了,之前按照未婚准备的材料又用不上了,又得从头再来。黄先生说,他入户这么折腾都是档案惹的祸。

其实并不能笼统地归结为“都是档案惹的祸”。当档案开始越来越不利于公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呈现出障碍的客观效果,这表明档案管理越来越不适用高度流动的社会。如媒体所高度概括的,“在市场经济下,人的自由度极大提高,档案既驾驭不了这种自由,也在拖这种自由的后腿。”

大概在十年前,社会人和档案的关系还不是这样。《南方周末》在2002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当时跳槽热已经出现,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掌握着职工档案的保管权,为了杜绝自身员工的外流,国有企业都要求准备跳槽者向单位交纳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补偿金”。然而《南方周末》的调查结果是,对于这个限制人才跳槽的手段,约40%的“跳槽者”选择了交钱息事——尽管按原劳动部的法规,这种做法并不合理。

报道就此作出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人才流动频繁之后,档案的功能逐步演变为“职业诚信记录”,或者说是对一个人在某段工作期间的评价。当劳动者从一个单位转向另一个单位时,他的档案会随之转移,作为新单位了解新人的途径。档案开始为就业服务。但即便在2002年左右,如果没有档案,也至少会在3个方面受到影响:首先是出国前办理护照,因为需要档案所在地出具政审材料;报考研究生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没有档案所在地开具的未婚证明,就不能结婚和生育。而1992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人,退休也需要档案,因为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数额要根据档案上记载的工龄计算。

正是因为档案这些功能的留存,因为档案的保管权尚且分散不成体系,所以不少国企才会对准备跳槽者进行“卡脖子”。但即便如此,报道中也表示,其时,档案中那些超出“职业记录”之外的功能,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中国劳动保障报》法律事务中心主任认为,婚育、再教育系个人私事,没有必要经过单位或者档案所在地的批准。而档案的不透明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否定。

档案管理走在十字路口

虽然态度不坚决,但对档案管理制度的质疑声已经开始逐渐地出现。本世纪初,随着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曾经单位管人、档案管人的社会方式已经越来越不为社会公众所待见。渴望能够走出单位刻板成见管理的公众,也越来越发现档案本身管人功能的不合时宜。他们由此发现附加于档案管理之上的更多附加功能,档案管理已经开始面临着改革的拷问。

譬如,当时专业人士就已经认为,国家应尽快协调档案的管理,不要“谁都管,谁也都不管”。而一些法律问题也需要尽快明确,比如说档案的所有权——说它是个人的,但不允许个人私自使用;说它是单位的,但单位也无权永久保留。

时间再往前推,可追溯至计划经济时代。归纳迄今为止的资料,不难知道,1980年2月,第二次全国干部档案工作座谈会召开,因为文革而惨遭破坏的人事档案工作,终于再度迎来春天。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加强干部档案工作的意见》、《干部档案工作条例》、《干部档案整理办法》等文件经过讨论和制定,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收集和补充新材料,改变档案材料老、乱、散、缺的现状;对干部档案普遍进行一次清理和整理;把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加以恢复、建立和健全起来,使干部档案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等。

按照媒体的说法,这10年间,人事档案建设亮点不断,比如,学历和专业培训材料、任免、工资待遇材料,出国工作、考察、学习材料等内容,都写入了人事档案。

应该承认,基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有属性,每个人都是作为单位人而存在,他与组织的关系格外的紧密,整个社会都处于相对板结的状态,那么由单位来保管其档案,对其升学就业、转正晋级、薪酬福利来进行评价,甚至将其记入档案,尽管在今天看起来显得滞后,但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是相对称的,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可称道的效率。

由后向前,回顾中国档案管理制度和方式的演变,不难得出两点综合性的结论。

一、档案管理依旧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此种作用越来越缩水,这也导致了人和档案关系的逐渐疏远。今天的中国正在转型为权利社会,每个人都是自主、自足的权利主体,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当人们的迁徙、择业、升职都与档案关联不大时,档案管理虽然仍有作用,但也开始式微,当人们不再依赖于档案,就可以完成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那么注定档案会被疏远,甚至是更彻底的遗忘。

二、档案管理所面临的不同外界评价,映射出的其实更是一个发展的社会,一个致力于解放“人”、自由流动日益增加的社会。虽然档案管理的改革总在进行,但依旧滞后于此种社会化的进程,因此开始显得“格格不入”和“弊端众生”。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难想象的结果,当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的变化和重构中,从经济到政治到社会层面,无一不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主动或不主动地融入到改革进程中,一个本质上并未有所改变的档案管理体系,自然要被发展的时代逐渐抛弃。

一部档案管理史,就是一部社会进步录,现在,档案管理制度终于走到了必须重新省视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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