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新华社刊发《为薄薄几张个人信息安个“家”，为何每年收取数十亿元？——追问档案保管费》报道，曝光全国范围的档案保管费竟然有数十亿元。在人们看来，报道中的档案保管费，是如此熟悉，而又这般陌生，悄无声息间，档案保管制度已在中国大地扎根数十年了。资讯涌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原本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档案保管制度应当何去何从？法定信息的搜集、校验、固定与查询等，又将呈现出什么样的姿态？
难以抹去的“法定印痕”
前段时间热播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英俊潇洒又永葆青春的都教授，住着超级豪宅数星星，让一些追韩族的羡慕嫉妒恨有如泉涌。可是，这个剧情要是移植到当下中国，一切可能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一个人没有身份档案，能当大学教授、买得上房吗？
所谓“档案”，我们可称之为一种公权力化的历史记录，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文字、图表、声像等。或许，我们可以说，保存在个人手中的，需要短期、长期或永久保存的各种历史文件，也都属于档案，但一般而言，档案文件及其保管，关系民众的管辖，长期属于公权力的范畴。
从商代的“册”，到周代“中”，从秦汉的“典籍”，到汉魏以后的“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簿书”，既映照着“档案”的千姿百态，也折射出古代王朝对于“档案”的高度重视。
对于国家而言，与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一样，公民个人也需要一种“信息存底”，而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档案”，恰好承担起了这种“备查”职能。于是，在国家强制力的严格规范下，公民的生老病死、兴衰荣辱与之相随，倘若没有户籍档案和人事档案信息，要在当地报考公务员、购买住房、子女上学等，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不过，相对于国家对组织机构以及某些特定群体的“免费午餐”，更多被要求进行档案托管的特定群体，还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按照中国档案法、干部档案工作条例、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属于国家法定、强制执行、归口管理的公共信息，个人不得截留和销毁。如果不是国家机关公务员、部分退役军人、部分残疾人、失业者这类群体，那么等待他们档案的，就只有人才市场这个归宿。
进入8月，各个高校录取的新生们很快就要入学，而许多毕业生们早就开始了就业之旅。在这个火辣刺激的天气下，他们很快就像初入江湖的师兄师姐那样，为了自己寥寥几张档案，品尝到一样中国“特色菜”——档案托管费的“滋味”。
饱受非议的档案管理费
可是，为了让这些薄薄的纸张能够在这里“落户生根”，或许多数人都无法一睹其真实面目，就要为它交上上百元的档案保管费，似有“暴利”之嫌。
按照最开始的标准，是每人收取240元，直到近年来才减为120元。问题是，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档案，也就是一个牛皮纸口袋、装几张A4纸，绝不会像国家藏书那样，有“汗牛充栋”之虞。如此下来，需要占用多少空间，又需要消耗多大的经济成本？
而且，区分公务员和非公务员等不同群体“收”或“不收”，也不无“歧视”色彩。公众质疑档案保管费的理由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式就业的人才，档案都有单位专人管理，个人无需向单位交纳管理费。存放档案的流动人才，大部分是刚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私企员工、自主创业或自谋职业的人，自费出国留学及办理移民手续的人员、“跳槽者”和异地求职人员，同样是用自己的双手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
媒体曾推算，如按照全国每年高校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北京一地每年产生的存档费逾亿元粗略计算，全国每年收取的档案托管费至少达数十亿元。对于这笔已经交了多年的费用，刨根问底竟还是一摊子糊涂账，到底去了哪儿，全国尚无省市公开具体使用、支出细目，也没有什么审计部门正式介入，难怪人们担心，这笔费用有沦为少数单位“小金库”之危。
再看所谓的“人才市场”，竟与市场挂不上边。经媒体披露，这不过是一个挂靠在人社局下的事业单位，每年还有固定经费拨付。既然如此，这个机构的设立，便要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人才群体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但事实却是披着公共服务的外衣，行着收取行政事业费用之实，由此让很多人愤愤不平。
根据去年3月底公布实施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今年6月底前要基本完成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工作。既然档案托管费已被高调起底，成为坊间关注的对象，兼有如此离谱的存在理由，在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和有关部门的持续关注下，应当得到适当的结局，甚至被宣告终结，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最新消息是，从2016年1月1日起，档案管理费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尽管具体的拨款方案仍在探讨中，但档案管理费用将由国家财政统一拨款，已成为定数。而且，国家人社部正在进行调研，测评各地档案管理标准，各地将据此进行财政拨款。
以公民电子信息化终结档案托管
其实，应画上终止符的，与档案托管费一样，还有容易被忽视的档案托管制度。诚然，在公务员考试、劳动合同签订等多种场合，个人档案在证明学历、奖惩、资历等情况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个人信息的提供、查询与校验，并不拘泥于这些实体化的白纸黑字。
考查个人档案制度的设立，是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早在延安时代，人事档案制度的创立，是为考核干部的需要。1949年建国之后，档案制度得到了推行，它不仅是一个人的履历记录，而且是其政治生涯的体现。在那个特定年代，个人档案之所以存在，主要是为了单位或领导“调阅”、“考察”和“政审”之用，而这也契合“政治符号化”的个体定位需要。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才流动日益频繁，档案功能逐步演变为“职业诚信记录”，成为新单位了解新人的途径。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档案，还承载了许多超出“职业记录”之外的功能。
比如，出国前办理护照、报考研究生，需要档案所在地出具政审材料；结婚和生育，需要档案所在地开具的未婚证明；1992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人，领取养老保险金，要根据档案上记载的工龄计算数额。
林林总总的档案问题，越来越多地激起人们对于这项制度的质疑。此外，审视国家公务人员在内的公民信息管理，是现代档案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理应为储存人力信息提供载体。然而，一个事实便是，反映执业资格、业绩能力及诚信记录的人事档案几乎千人一面，而用人单位的考量，其实已不再倚重于所谓的档案制度了。
信息化时代，也是无纸化的时代。原本由个人档案承担的信息记载功能，从技术角度看，完全可以由个人的居民身份证等承担。一旦公民的户籍、信用、学历、住房等信息全面联网，无穷放大的将是数字化个人和现代化社会，而打破人才流动藩篱，更能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
再看推进公民电子信息集成。尽管需要在技术上加以创新，也不是一项容易的工程，但我们需要付出的，毕竟是技术性成本。而实现了个人信息“一卡通”，便可以更加快捷方便地提供信息服务，类似“工作调动或需要开具证明通常要等很久，人员不少但效率不高，一件事得跑好几趟”等行政积弊，将彻底抛进历史的垃圾桶。
我们可以乐观地推测，届时坐落于全国各地的各种人才市场，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由此削减的行政事业编制、消耗性开支等成本，足以冲抵进行相关技术改造需要的各类费用。
媒体披露的另外一组信息，更能佐证档案托管“安乐死”的必要性：除了“弃档”，目前“死档”数高达总量的20%至30%，北京市171万档案中，可流动档案近164万，“失联”逾5年的“死档”6万余份。在甘肃等地，已经迈开了取消人事关系档案费的步伐，电子档案也在浙江等省市呼之欲出。
面对改革大潮涌起，与其坐等消亡，不如另起炉灶，力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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